第三讲

　　管理者的遇合——知识分子的切身问题

　　亡为止。例如，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英主齐桓公，儿子众多，他年老衰病，还没有死，儿子们就抢了起来，将他锁禁在遥远的空房之中，外筑高墙。把个齐桓公活活饿死。尸首腐烂，尸虫到处乱爬，都没有人收殓。齐国四分五裂，衰败好长一段时期。秦始皇开始把天子改称：皇帝。汉袭秦制，皇帝下面有诸王，诸王下面有诸侯。这种办法，一直沿袭到清末。领导人的产生，在立嫡与立爱的模糊范畴之间，四五千年来，中国人耗费掉的精神、物质和生命，简直无法估算。读中国的廿五史，朝朝代代都在这个里面兜圈子，其激烈，其残忍，其阴险，其狠毒，其牵涉之广，其破坏之大无所不用其极，绝对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韩非子说得好，他在《五蠹篇》中说：当尧做领导的时候，他的屋顶是没有修剪过的茅草，他的屋椽是没有雕琢过的木头。他吃的是粗米和野菜，冬天披鹿皮，夏天穿葛布。就连一个守门的人都生活得比他优裕得多。到禹当领导的时候，他亲手拿着挖土的锹，带头在田里干活，弄得连腿上的毛都脱落了。他实在是比天下最辛劳的人还要辛苦。做领导苦到这种地步，难怪他们不惜要禅让。有时候，让位给人家，都没有人肯接受。可是后来，不要说是天子之位，就是一个芝麻大的小县令都没有人肯放弃，抑且竭力争夺。因为他们把领导和荣华富贵联系到一起去了。说来说去，韩非子说到症结上来，他说：远古的人们，连天子之位都愿意辞让，这并不一定说明他们的人格特别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利权太微薄了；后来的人竭力争夺卑小的官职，也并不一定是他们都人格卑下，而是因为小官职的权力太重大了。就好比，住在高山上而要到深谷中去汲水的人家，他们过年的时候，总把水当贵重礼物，互相馈送。那些住在河边的，大水容易泛滥，他们自己忙不过来，还要雇人来帮他们疏浚水道，千方百计把水排泄驱走。同样是水，因地域各异，而其价值就可能完全不同。因此，韩非子认为：怎么样能顺应实际情况和社会的需要，设立比较完善的制度，来匡救时弊，才是国家最重要的事！韩非子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是从“利和害”实证的观点切入的，也比较深刻！至少，韩非子是认真面对和研讨这个问题的学者。那些继承而来的领导们，虽然得到领导的身份和地位，但他们不一定真的会领导、能领导。很多的时候，甚至于把大家领导得国破家亡、一败涂地。譬如像桀、纣所代表的昏君。一般来说，那些王孙公子从小养尊处优，终日和宫女太监们为伍，成为纨绔非常容易，要他们发奋振作反而很难。历史证明：最优秀的和最恶劣的都是少数，大部分是中间状态。因此导致国家民族大多数时间，总是维持在飘摇中。近代西方盛行选举制，按道理“民选”出来的领导应该是最优秀的，至少不可能选出最恶劣的来。远的且不说，就以美国近代的总统为例，肯尼迪是特别有名者之一。但他的私生活不检点，和玛丽莲· 梦露爆出一系列丑闻。他还夸口说三个月铲平越南，不成想打了八年，把美国两百年的国库积蓄打了个精光。常言道：“人有奇淫，必遭奇祸。”肯尼迪遇刺身亡。奇怪的是：许多美国人不但不把他当祸国殃民的桀纣看待，还把他视为英雄。如此说来，世袭继承制也好，民主选举制也好，同样保证不了一定商汤是有名的圣主明君，周文王、周武王也都是有名的圣主明君，然而如果没有伊尹、没有姜尚，他们可能就排不上圣主明君的行列。商汤、文王、武王都是世袭继承来的领导地位，他们也都是有好品行、好道德的领导，但他们也并不是万能的。当文王找到了80 岁的平民——姜尚，拜他为师，让他坐在车上，自己不惜屈尊去替他拉车，以示尊荣。文、武父子与姜尚之间的合作亲密无间，以致促成周朝八百年江山的稳固。这是一个典型的范例，说明即使是最好的领导，还需要最好的配搭。这个被聘请来的“配搭”，他不必需是贵族，他可能是平民，可能是贱奴，只要他有超人的学问、智谋和修养，他就可能成为帝王师，他的领导地位和能力可能比世袭继承来的地位更重要、更尊贵。《鬼谷子》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等而下之，一个不怎么样的领导，只要他能谦卑虚己，去找一个有能力的帮手，他就能成不世之功，扬名千古！这不仅是制度，而是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它可以补救政治制度上重大的缺失（天下古今没有一种制度是绝对完善无缺的）。也能填补领导者个人素质上的不足。《鬼谷子》说：“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是运用上的灵活性。譬如齐桓公和管仲的配搭，能使衰败的周朝中兴，再放光辉。

　　北极紫薇星是帝座，如果配不上左辅右弼，紫薇便是孤君，一筹莫展，一事无成，甚至一败涂地。那些够资格称为左辅或右弼的，如果遇不上紫薇，情况也是非常尴尬，除非他们能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怡然自得的修养。《鬼谷子》总称领导的配搭为：忤合。也就是领导者的遇合。领导者在遇合上如果出了问题，对天下、国、家、个人的损失，就浩大到无法估量。千古以来，领导者能够顺利遇合的寥寥无几，并不多见。譬如：商汤和伊尹，周文王和姜尚，齐桓公和管仲，齐景公和晏婴，秦穆公和百里奚，秦孝公和商鞅，还有后来，汉高祖和张良，曹操和郭嘉，刘备和诸葛亮，符坚和王猛等，千百年来，屈指可数。黄石公称之谓“时机”。他说：“贤人君子，明乎盛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