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分析着这份材料,感到事关重大。便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有要事希望与我个别商量。我即乘轿车从中南海北门出来,绕到新华社的后门,将正在路边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车来。
"在车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讲话材料交给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态非常严重。
"于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给胡乔木同志。乔木看后便和我一道来到邓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们设法把材料报告给毛泽东主席,向毛泽东揭露江青的政治阴谋。
"乔木要我用车把穆青从新华社后门悄悄接出来。我们在车上仔细地商量如何才能绕开唐(闻生)王(海容)两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这时,穆青建议,由他找新华社负责中央领导人活动报道的记者李琴同志想办法。我同意了这一方案。
"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讲述了上书给主席的重要政治意义。李琴满口答应完成任务。穆青和当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便又联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他们知道,在"四人帮"肆虐的政治高压下,写这样的信,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讲话材料。他读过后,气愤地说:'江青的讲话是在放屁!讲话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
"毛主席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嚣张的气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评《水浒传》'达到打击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穆青等同志反映的情况,使我们的党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的胜利。" (注:余熙:《吴冷西新近首次披露穆青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始末》,1996年11月21日《文化报》。)
直到这时,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批《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而海瑞则是彭德怀;这一回评《水浒》,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而晁盖是毛泽东,至于宋江是谁,不言而喻了!
难怪,宋江给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义"之类大帽子。
幸亏《水浒》作者施耐庵早已魂归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后台"了。
姚文元已经有了评《海瑞罢官》的"经验",难怪,一听说毛泽东跟芦荻聊天说及评《水浒》,马上拿来作为"令箭",发动了一场"亿万人民"参加的"评《水浒》运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哪里在研究《水浒》?他们在借助于"评《水浒》"整人。
1976年,当第一期《红旗》发表《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时,姚文元亲笔加上了几句话"点睛":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四人帮",借助于"评《水浒》",在舆论上占了上风。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记透露了他的心声。
1976年1月28日,姚文元在日记中写道:
"政治局继续开会,邓小平要求谈工作问题。主席指示: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即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刘(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还肯作自我批评。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2月1日,姚文元的日记中,切齿之声可闻: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在2月16日,姚文元则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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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