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

　　1975年4月4日，迟群传达江青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就会变修。

　　1975年4月5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再次强调："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宏文"成为七亿中国人的"学习文件"的时候，正在他们借助毛泽东的批示以"大理论家"的形象出现在全中国的时候，来自毛泽东的批评，使刚刚掀起的"张姚热"迅速降温。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江青们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一新动向。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元首金日成前往长沙拜晤毛泽东。邓小平借用这一机会，向毛泽东说明"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赞同了邓小平的意见。

　　一个重要的讯号，从毛泽东那里发出。

　　新华社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攻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过姚文元审定，报送毛泽东。4月23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

　　1975年4月23日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懂马列"。

　　毛泽东所说的"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不言而喻，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人们并不健忘，在五年前--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下抨击陈伯达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中，有着非常相似的话：

　　"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那时候，毛泽东指的是"理论家"陈伯达。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告了陈伯达的倒台。

　　如今，毛泽东又用同样的语言批评张春桥、姚文元，这不能不使张春桥、姚文元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弄得不好，就要重蹈陈伯达的覆辙，成为"陈伯达第二"!

　　根据毛泽东4月23日批示"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7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在从长沙回到北京之后，决定在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这如同1974年7月17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这是他在长沙休养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第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中南海住处召开。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5月3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