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1954年9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1959年4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1964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文革"折腾，一拖再拖，拖到1974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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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责令王洪文检查

　　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1964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1974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

　　"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11月12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分量颇重的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写毕，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补写一句：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11月19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1974、11、19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了。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像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那是1974年12月23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獗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