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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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盘算着"组阁"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1974年10月1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