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主席已经病重，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华国锋主席已搬进中南海。我看了这封信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不大相信，因为信中有些情况不确实，比如信中说毛主席患了喉头癌，就不对。另方面，又觉得是不是有某种根据。这里根据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就是有些小道消息常常加杂些内部情况。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收到后，我思忖再三觉得不能转给毛主席，因毛主席已经病重了。我又不愿转给毛远新。也没有送给华国锋主席，因为信里有些话是说他的。我更没有想到送给江、张、王。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那封来信，使姚文元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面对审问，姚文元继续答复：

　　姚：当时，正是毛主席病危的时候，华主席、张春桥找我谈话，要我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我为主。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和纪登奎一起找了办公厅的周启才、李鑫等几个人。在中南海准备文件，包括《告人民书》等一整套计划，搞好后封存在那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

　　问：你都找了哪些人？

　　姚：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鲁瑛，《光明日报》的莫艾，《红旗》杂志的许健生，中央电台的邓岗。

　　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我当时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懂。不管我这话对他产生什么影响，我都要负责。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及自己矛盾的心境，也写及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还写及张春桥"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但是，姚文元声言，他要"战斗"：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会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

　　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像，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

　　晚上，同英（引者注：指姚文元之妻金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