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井》对我的意义还在于，它第一次帮我认识到，我自己的价值。

像每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孩子一样。我有着深深的自卑感，自卑让我意识到我和别人的差距，并对这种差距分外敏感。出身贫穷，没有钱，长得不英俊，没受过正式教育。一个人只要具备其中的一点，就足以有“不如人”的感觉了。何况，我都占全了。

因为这种自卑感，有时候，我反而非常自傲，只要感受到任何一丝来自他人的轻视，我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缩起来，像一只小刺猬那样。

然而，李杨导演和这部戏，却让我意识到，这些所有的种种所谓“短处”或者“缺点”，反而是我之所以是我的原因。拍完这部戏后，我不再害怕面对自己的底层出身，相反，我开始为我出身底层而感到骄傲。

从小，我就没吃过零食。我妈妈说，小时候，一毛钱我都能揣在口袋里装两三个星期都不花出去。对我来说，节约不是美德，而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一毛钱什么时候会到来。只有把它放在口袋里，才会让我感觉到安全。

我也知道，很多明星都没见过庄稼地，芝麻、高粱、大豆，怎么长的，完全不知道。就像薛宝钗永远不可能体会到林黛玉寄人篱下的自卑感一样，这样的演员，在演出底层农民的时候，也永远不可能懂得他们的思维。而塑造一个让人相信“就是他”的角色，不仅仅是化了妆或者穿上衣服就可以做到的。

而这，恰恰是我的优势。对我来说，基层不是我要去扮演，要去模仿的，而是我的真实生活。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不用去刻意地“演”风鸣，因为我就是风鸣。甚至连我一直为之自卑的地方口音，在这时也变成了我的优势：有时候，地方话对角色塑造的帮助，甚至会远远超过千人一面的普通话。

这些话，都是李杨导演在开导我时所说的。我感谢他，我一直以为，只有出身城市，上过学，相貌英俊，口音标准的人才能做演员，是他告诉了我，表演的天地，如此广阔。

李杨的标准是“生动”，从生活中来，新鲜利落，像刚从地里摘下来的黄瓜，顶花带刺，带着泥土，但是咬一口，清甜！豪华酒店里做出来的黄瓜，卫生，干净，花样繁多，炫人眼目，但是佐料的味道盖过了黄瓜本身的味道。为了说明他的“生动”的标准，他甚至自己亲自上阵，在戏里面演出了一个人贩子。

“不要表演，也不用去刻意表演一切，我就要生活里最真实的反应。”他说。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王宝强。

煤矿砸死两个人，女主角跑了。

在《盲井》之前，我对电影的理解，并不比普通观众深刻多少。我一直以为，电影、电视剧就是讲故事，故事越传奇越好，演员越漂亮越好，服装越豪华越好，场面越大越好。

《盲井》不具备我了解的“好”的一切元素。没有一个演员是靠漂亮取胜的，没有豪华的服装，每件服装都是生活里看得到的，没有大场面，没有我幻想的住豪华宾馆，惊人的片酬，一切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群人对电影的热爱。

这部电影没有钱，我们的拍摄地点是在山西一个偏远的小煤窑，我们就住在当地，和矿工们吃住在一起。拍下井，就真的下井，没有保险，没有防护措施。许多演员开始抱怨，说这是跟过的最差的剧组。

第一次到达煤矿的时候，我们碰到当地一个年近五十岁的矿工，当时他正在洗手，矿工是很节约水的，他们只洗手心，手背还是黑色的。听说我们是来拍戏的，那个矿工淡淡地说：“我不希望你们下井，太危险。我们的命没你们金贵。”当时我和李易祥都愣住了。

“二叔”李易祥回忆起第一次下井的经历时，说我吓得要死，紧抓着他的手不放，手心里都是汗。我当时倒没感觉怕，就是太紧张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下井的戏很多，拍摄起来也很长。我们的拍摄，一拍就是十几个小时，洞里不分日月，有一次，竟然不知不觉拍摄了三十小时。我们带着安全帽下井，听得见洞顶的煤块掉在安全帽上的声音，大家的心情不沉重也变得沉重起来。第一次听见瓦斯报警器响起，大家条件反射般地争相冲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