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豆子”立刻停止了，手伸了出来：“二十块钱。”

我乖乖地把二十元钱放在她手心上。她点点钱，说，不少。从里面拿了一张给柜台，剩下一张放在自己羽绒服的口袋里，走了。

我傻乎乎地站在那里，一时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那个年轻男子把一份简单的表格推在了我面前：“姓名，身份证，都填上。”

“一百块。”

“什么？什么一百块？”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被子的押金啊。”

“我不用被子，我带了衣服……”

“你住我们这里就得用我们的被子，这是规矩……”

那个人不容置疑地说。

交了押金，我被那个小姑娘领着，到隔壁的一个小房间去领被褥。房间里一股发霉的味道，被子上也是。

后来，我还住过几个地下室，每个地下室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很多年后，还会停留在脑海里最深的地方，一遇到相似的味道，就会活生生地跳出来，站在你眼前。

无论你在哪里，上车就要花五角钱，如果远就是一块钱坐车。在一个车站下车，朝一个方向一直走，走上大约五分钟，走过陈旧的六层和四层的板楼，或者是浑身漆满了红色的塔楼。记住末班车的时间，否则你可能要走到天亮。

在一幢同样陈旧的楼前停住，一个铁门，穿过小区的绿化带，找到一个四四方方小小平房样的房子，穿过它，穿过长长的走廊，就进入了地下室。

这里永远亮着灯，日光灯，惨白的灯棒闪烁着荧光。它的存在，是对阳光的一种嘲讽。很多时候，在这种光线下待久了，走出地面，看到真正的阳光时，会眩晕。

入口处，永远会站着几个人在打电话。他们紧盯着手机一侧表示信号强弱程度的小方格，乐此不疲。“又多了一格！”大家迅速围上，发出一阵赞叹，然后，低头看自己的手机。

晚上睡觉前，手机会被一字排开地放在窗口。那里信号好，可以接收趁人不备而来的短信。

但在很长时间内，这种乐趣和我无关，因为我没有富有到可以享受到这种乐趣的时候。

地下室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

我住的这间的屋子有六个人。三张床，床是上下铺。

六个人里，两个人是大学生，他们来到北京实习。一个剃着平头，屋子里的人都叫他“平头”。平头是在河北读大学的大四学生，他说他来北京，是为了考北京的大学的研究生。

“你都读了大学，为什么还要来北京读研究生啊？”

“我喜欢北京的大学，想来试一试。”

长发，也是大学生，他在等着北师大研究生复试。

两个年纪大些的男人，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他们竟然都已经结婚了，他俩说，他们的妻子都在读研究生。为了省钱，他们才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