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抚虏"，就是由朝廷以金银笼络、羁縻漠南蒙古诸部。他认为"今日东事，惟抚赏西虏为第一紧要著数"。他说：待抚赏事完成，督臣可以还政，枢臣可以还朝。其实，王化贞沿用此策，"抚虏"蒙古，守卫广宁，结果失败。王在晋不从前车之覆汲取教训，仍坚持"抚虏"。

　　其二是"堵隘"，就是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重关。蓟辽总督王象乾告诉王在晋：利用蒙古，袭取广宁，即使"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辽东经略王在晋就以"抚虏、堵隘"作为守御山海关的疏报方略。

　　山海关城上的明代铁炮

　　五月，辽东经略王在晋提出山海关门守御方略。他认为关门形势是：山海关南为海，虏如舍骑乘舟，乘风破浪，瞬息可达；北为角山，设有逶迤边墙，峰峦高于墙垣，如敌人据高扼险，成凭高搏击之势，山海关便不能守；中为关城，欢喜岭紧抱关门，岭高于城，斗城如锅底，由上击下，则无守地。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再筑边城、兴修重城。

　　其一，再筑边城。从芝麻湾（止锚湾）或八里铺起，再筑一边墙，约长30余里，北绕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包罗在内。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4万人守卫，成为关门捍蔽。用人夫数万，花纹银百万。疏上，谕旨："封疆事重，还悉心筹画，以计万全。"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对"圣旨"的记载，却为"着该部议行"。以上两者，颇有出入。事实上王在晋的这条奏疏，既未谕准，也未实施。王在晋见"再筑边城"之议不能实现，又提出"兴筑重城"之议。

　　其二，兴修重城。王在晋疏请在山海关城外八里，即地名八里铺的地方，新修筑一座重城，就是在山海关外距城八里之处再修建一座城，用以护卫山海关城。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这项巨大工程，估算用银93万两。他并提出兴筑八里铺重城，可以"钟箎（chǐ）不惊，宸居永奠"，就是庙社安宁，江山永固，因此辽事"最急莫尚于此"！天启帝谕准，先发帑金20万两。

　　其时，山海关完全暴露在后金军事进攻面前。所以，山海关之门，系天下安危。明朝抵御后金，保卫京师，其当务之最急，在于守山海关。王在晋上任之后，对于辽东形势，估计过于悲观。他认为：第一，已经失去的土地，不能够再恢复。第二，关城以外土地，不必加以防卫。第三，要保卫京师，必先保山海关。然而，如何防守山海关？在明朝官员中发生了一场大的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消极防御，就是在山海关外八里处的八里铺筑城，增设重关，驻军4万，紧缩保守，以关守关；另一种是积极防御，就是在山海关外200里处的宁远，重筑坚城，驻兵固守，向外开拓，以进守关。

　　王在晋的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城之议，是一个只图苟安、无所作为的消极防御方略。他筑重城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qǐ）、赞画孙元化等人的反对，王在晋不听。袁崇焕同王在晋相反，力主积极防御，坚守关外，屏障关内，营筑宁远，以图大举。他虽深受王在晋倚重，被题为宁前兵备佥事；但他以关外八里筑重城为非策，极力陈谏。因人微言轻，而不被采纳。袁崇焕想方没法，先后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即宰相叶向高。叶向高看到袁崇焕的报告后，不能肯定哪种意见正确。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实地考察，然后再定大计。叶向高很赞成，天启帝也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六月十五日，孙承宗受命后，前往山海关巡视。

　　孙承宗像

　　孙承宗（1563～1638年），字稚绳，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人，相貌奇伟，声音洪亮，喜欢谈兵，晓畅边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殿试，孙承宗得中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天启皇帝即位后，充任日讲官（皇帝老师）。明失陷广宁后，孙承宗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时孙承宗受命往山海关巡视。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由兵部主事鹿善继等陪同，抵山海关。孙承宗巡察边关形势，并就关城防御问题，同辽东经略王在晋进行了辩论。《明史·孙承宗传》记载这场辩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