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沉沦》就具有这种"直接行动"和"不怕牺牲"的两大特点。郁达夫笔下的"偷窥"和"偷听"在当时是证明人有性欲(并且是不可抑制)的一种"直接行动"。郁达夫见到《沉沦》出版的成功，使他更加注重了％陛心理"的描写。次年他在小说《空虚》中将这种描写达到了极端，他放胆的描写日本少女的裸体，日本温泉浴室的男女同浴，"他同饿狼见了肥羊一样，饱看了一阵她的腰部以上的曲线，渐渐的他觉得他的下部起起作用来了。"笔者特别引出此句，是为了让我的读者不必再去猜疑郁达夫一生还有什么更"黄色"的描写了。其实那个"起起作用来了"，今人皆知，也不过是一个健康男性最正常的生理反应而已。只是当时写了出来便是大逆不道，郁达夫遭到了不少"文坛壮士"的阻击。在五四时代，在新旧营垒的两军对战中，郁达夫的小说作为艺术品是第二性的，其第一性是战斗的武器：锋利是最重要的!

　　郭沫若说，郁达夫的笔"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的背甲里面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郭沫若也是当年郁达夫"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士，对郁达夫小说的评价才能说得如此真切。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因为郁达夫小说是被世人当作作家的"自我暴露"来看的，郁达夫个人的人格也就遭到了更大的攻击。郁达夫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战士，他是比一般作家更具有"牺牲精神"的。但郭沫若之语也有不准确的地方，那就是徐志摩并非是骂郁达夫的人，他实际上一直与郁达夫都是朋友，倒是徐志摩批评过郭沫若的"泪浪滔滔"，让郭沫若一直耿耿于怀。

　　《沉沦》遭到围攻时，周作人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批评家能站出来为郁达夫辩护，也是郁达夫成名的一大原因。不过应该指出周作人是经过郁达夫写信请求才参加论战的，这一点郁达夫在介绍周作人"助战"时"忘记"了介绍。郁达夫的这封短信是用英文写的，由此也可见出郁达夫的性格：他似乎是不太愿意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而并非是想去向周作人表现一下自己的英文水平。为了感谢周作人，郁达夫在稍后出版的《达夫代表作》的扉页上，特别写下了这样一段献辞：

　　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

　　郁达夫一生共作小说48篇，感伤是他一贯的特色。然其作历史小说的"战斗性"则完全不能夸奖，尤其是《采石矶》这篇，虽然这篇很得了郭沫若和后来一些廉价评论家的表扬。

　　1921年5月，郁达夫作《夕阳楼日记》批评了余家菊从英文转译德国奥伊肯(R．Eucken)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中华书局出版)中有不少误译，郁达夫指出余家菊所据之英文本是奥伊肯1907年第一版的译本，l909年奥伊肯第二版的修订本早已出版了。郁达夫说："译者既有心介绍哲学，何不先费一二年功夫，去学学德文?况且R．Eusken的文章，并不难懂，要直接读他，也不算是一件难事。"但是郁达夫自己也将英文"establis日"一词意思搞错了。第1卷第2期，20天后，胡适即在《努力周报》第12期发表《编辑余谈--骂人》反批评郁达夫，其语言也对郁达夫颇伤害，导致了创造社成员和胡适等人的一场论战。今天看来，这种论战后来已经完全脱离了学术层面，因为此书的英译本本身就有许多错误，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译者很难发现英译对德文的误译，要求一个同样年轻的译者找最好的德文本来直译或比较都是不现实的。成仿吾、郭沫若在《创造》季刊上发表文章不谈郁达夫英译的错误，却仗着留日学生第一外语是德文的优势一味攻击胡适不懂德文，而且指责胡适自己的英译"也错得太厉害"。虽然使胡适比较狼狈(因为胡适不懂德文)，但却使辩论成了文人小团体之间为了个人义气的"打群架"。笔者并不以为这其中有多少政治层面上的斗争(所谓进步和反动)。论战的双方都是年轻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连胡适也仅仅31岁(比今天一些硕士研究生的年龄还轻)，不过名气颇大，上一年刚刚写定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而已。

　　郁达夫虽然发表《答胡适之先生》作答，称"我要请胡先生此后也常常教训我才好"。但一句区区的误译(就是今天任何大翻译家也不敢说自己一句也不会译错的)却使26岁的郁达夫几乎两度想自杀(1)，最后为孙荃和朋友劝止。这说明两点：l．郁达夫的心理素质很脆弱；2．郁达夫当时自视甚高，很可能已将自己视为某种权威，只有具有这种心理的人才会有一点错误被人抓住就无地自容。郁达夫一向以李白自许，但就是李白一生遭受的打击也远比他多得多。

　　一个月后，郁达夫写出了《采石矶》来进行还击。有人说《采石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历史小说，但笔者以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影射文学，它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明明是争论现代翻译问题，却偏偏要穿上古人衣冠，还要殃及一位卓有历史地位的大学问家，这种游戏文字不配算是历史小说。美国学者李欧梵对《采石矶》作过详细研究，他说："通过小说里的人物形象，人们可以在现实中找到与他们类同的真人真事：朱云及泰东出版公司经理；洪亮吉和郭沫若；安庆衙门里那些没有眼力的同事们及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们；在当时的文化领域里那目空一切、心怀恶意而又无半点才能的权威考据大师戴震以及可与他比美的所谓'整理国故'的新负责人胡适(据说他为自己能与清代考据大师相比而感到十分洋洋得意)。"从于月明的这段译文我们终于还是可以明白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现实人物的对应关系的。但即使当时人和21世纪的人，不看李欧梵的这种注释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理解这一层影射关系的。看这篇小说大约只有郭沫若才会有一种快感，因为他确实撰文夸奖过《采石矶》为"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说创造社对胡适的猛烈还击，使胡适也很后悔，胡适"在当时只把我们当成了一批洋场恶少，轻易地树下了一批敌人"。

　　胡适明显有些轻敌，不知道郁达夫后面还有一大批人。

　　而笔者对胡适被骂成戴震反而"洋洋得意"则查无实据。黄仲则(1749-1783，江苏武进人)和戴震(1724-1777)虽都是乾隆时人，但戴震死时，黄仲则不过26岁，两人素无交往。但就因为胡适是安徽人(绩溪)，戴震也是安徽人(休宁)，就随便把戴震丑化，编造了他打击压制黄仲则的故事，而全然不顾戴震也有六考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的一代》，进士不中的经历，不顾他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巨大贡献。就因为胡适喜欢考据学，就把胡适比作戴震，其实是大大便宜了胡适。以胡适当时的学术地位以至一生的学术地位，都是无法与戴震比肩的。这说明郁达夫和当时的郭沫若都不了解戴震。在小说中，郁达夫还有贬洪亮吉来衬托黄仲则的做法，也极不妥当。洪亮吉《清史稿》有传，乃乾隆名臣，其诗、画之才和学术地位实高于黄仲则。郁达夫为报复胡适，实无必要丑化戴震，贬低洪亮吉，这样的小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会误导读者。历史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但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违背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的价值取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个作家写小说如果只为了自己泄愤，那他的作品是绝对走不远的。郭沫若1936年出版了自己的历史小说集《豕蹄》，其序《从典型说起》日："任意污蔑古人比任意污蔑今人还要不负责任。古人是不能说话的了。对于封着口的人信口雌黄，我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以郭沫若此语衡《采石矶》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