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二》）。其他如疏浚汉川竹筒河，建筑老

　　龙堤、刘家隔、雷家坳等工程（嘉庆《湖北通志•职官志•官宦

　　迹》）。移民对新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荆襄移民与明朝政府的关系，起初非常对立。明朝建

　　国后继承元朝对荆襄山区的封禁政策，卫国公邓愈率兵到

　　房县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史纪亭本末•平郧阳

　　盗》）。正统二年(1437)饥民大量涌向荆襄，明朝政府

　　阻拦不住，遂发布《挨勘流民令》，要求各地方官清查流

　　民，登记男女大小丁口，挨户在房墙做上标记，10家编为一

　　甲，互相作保，由地方里长临时管理（《续文献通考•户口》）。

　　景泰二年(1454)明朝重申隐丁换户之禁。为惩治荆

　　襄流民，统治者特别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

　　(1464)添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管荆、襄、南

　　阳三府逃亡农民，次年(成化元年)特派右副都御史王恕

　　到三府控制局势，因形势紧张，王恕母亲死，不许丁忧。

　　总之，统治者怕移民聚众，破坏其统治秩序，故把荆襄流民

　　当作“腹心之疾”（《宪宗实录》卷七十八），非要驱逐而后快。流民争取

　　移徙权，以图改变原来的苦难生活，不意又遭政府的残酷

　　迫害，遂愤而反抗。成化元年(1465)郧阳地区的几

　　十万人在刘通领导下起义，攻打襄阳、邓州，次年起义失

　　败，明朝采取“噍类不遗”的大屠杀政策。移民不畏牺

　　牲，上百万人于六年(1470)在刘通部下李原领导下

　　再度起义，明军在项忠指挥下肆行屠戮，“死者枕藉山

　　谷”，又把1万多人编戍湖南、贵州，在路上很多人死

　　亡，尸首被抛到江湖里，事后，项忠树立《平荆襄碑》记

　　其功劳，当时人把它叫作“堕泪碑”。失败了的移民在被押

　　解返籍的路上，生活之苦比来时又厉害了不知多少。人民

　　在项忠屠杀之后，仍坚持往荆襄迁移，使明朝统治者感到

　　高压政策无济于事，于是接受抚治荆襄都御史原杰的建

　　议：移民中“能治产服贾老子长孙婚嫁姻戚势不可动”

　　的，允许著籍，纳粮当差，新来无产业的勒令回乡（《宪宗

　　实录》卷一六○；《明经世文编》卷九十三，原杰《安置流民疏》）。这就是说

　　移民到这里置有不动产，有姻亲关系，可以合法定居了，

　　不过要以完纳赋役作为与政府的交换条件。明廷批准了原

　　杰的建议，19万多户的移民在当地著籍，明政府为统治这

　　大量的移民，在鄂西北增设郧阳府，下辖7县，其中竹溪、

　　郧西等县也是新添设的。到荆襄的移民，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总算冲破明朝的封禁政策，争取到垦荒权，也是一种胜

　　利。

　　人民往荆襄迁徙，明中叶以后还在继续，清人严如

　　说：历经成化、弘治到天启、崇祯“绵延而未之绝”（《三省山内风

　　土杂识•序》）。其实又何尝是有明一代，清时依然，不断有移民

　　进入，称为“棚民”、“山民”，他们还是清中叶川楚陕甘豫五

　　省白莲教起义基本群众的组成部分。应该说，荆襄移民是

　　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上述明代的移民，是从一个农业区，迁徙到另一个农业

　　区，或者是未开垦的地方，也即新的农业区，空间移动后农

　　民依旧是农民，基本上没有改变职业。移民中新产生了一

　　些自耕农，暂时免遭地主的剥削，但仍有相当多的人处在地

　　主与佃农组成的统一体中，也就是说移民中没有出现新的

　　生产关系。移民开垦的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一定程度地

　　发展了社会生产，但幅度很小。总之，明代的移民，是封建

　　社会内居民的纯粹空间移动，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

　　变化不发生关系，意义不大。近代社会的移民，从农村到城

　　镇，到手工业、商业中去，改变职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促

　　进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进步。可见明代移民的社会意义

　　不可评价过高。

　　明代的移民活动表明，凡是民间的自发流动，必有其社

　　会原因，是政府用行政力量无法遏制的，明智的政府应当顺

　　应其形势，加以疏导，就不会发生严重对立了。刘通起义

　　前，明朝政府对荆襄流民一味高压，是实行愚蠢政策，而毫

　　无效果。改行允许流民著籍当差的政策之后，对立就基本

　　解决了，就是明智政策取得了成效。这种历史的经验，对后

　　世政府的移民政策不无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