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片乐土，背井离乡，进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

　　于土地兼并和赋役苛重，迫使相当数量的人民离开故土，

　　出现严重的流民问题。

　　流民移动，有的离原籍较近，有的很远，形成分散各

　　地的移民区。但就全国范围讲，流民多向中国腹部山区移

　　动，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东、陕西北部、四川及长江

　　中下游湖北南部、湖南、江西、南直隶的民人，从东南西北各

　　个方向，朝着以郧阳为中心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西北

　　部、陕西南部三省交界处集中。这个山区，尚未开垦的地

　　方很多，而郧阳地区在元代是被封禁的，不许人民迁入，

　　整个地区人烟稀少，容易获得垦田。同时这里的气候界于

　　南北方之间，比较温和，雨量不少，可以种水田，也可以

　　种旱地。这样的自然环境，南北各方面的人都可以来生

　　活，发挥自己的特长，基本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因此移

　　民以这里为理想的处所。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里说，

　　荆、襄、南阳三府兼有水陆之利，“南人利于水耕，北人

　　利于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于此者比他郡为多”，就是说

　　的这种情况。流民向这个大方向移动，倒不一定有很明确

　　的地方，不过是走到哪里，可以站住脚了，就居住下来，

　　否则再游动。

　　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写的《流民叹》有生

　　动的描述。他写道：“恻恻背乡井，迟迟行道侧。”这是

　　上路时的情形与心理，对熟悉的故土难舍难离，但还是狠

　　狠心告别了。同行的是妻子儿女，一个个因为饥饿，脸上

　　都是焦黄的。往哪儿去

　　呢?“闻道大河南，人家

　　富黍稷。”这是一个黄河

　　以北的农民，听别人讲南

　　方好，就朝那儿奔。肩上

　　挑着破烂家私担子，走不

　　快，但是心里很着急，恨不

　　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饥

　　饿时拿出带的干粮啃几

　　口，边走边吃，哪有钱找个

　　饭铺享受一餐呢!道路上

　　风尘扑面，身上的衣服尽

　　是落的土，像个黑泥人。走

　　到天黑，卧在荒郊野外。由

　　于白天奔走的疲劳，加上无家可归的烦愁，哼哼叽叽地难以

　　入睡。伤心到了极点，感叹人生固然有许多痛苦，但是以没

　　有家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来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巨风

　　刮动的浮云，像没有树林的上空的飞鸟，哪儿是个安身之处

　　呢，还不知道。全家人回头往北看去，离开老家已经渐渐地

　　远了(《明诗纪事》戊签卷十四）。这是一户移民单独行动，一路之上，

　　饥肠辘辘，心情沉闷，备尝艰辛，迁到尚不知是不是乐土

　　的新处所。

　　《饥民图说•人食草木》

　　人民往鄂陕豫交界处移动的规模很大，人数众多。宣

　　德三年(1428)，十几万山西饥民流亡到河南南阳，河南

　　地方官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居住，饥民死亡的很多（《明史纪事本

　　末•仁宣致治》）。成化初年，荆襄流民因反对明朝政府对他们的

　　驱逐举行起义，有100万人是起义者的后援，指挥明军的左

　　都御史项忠说他先后招抚流民140多万（《明史•项忠传》），因此

　　可以估计荆襄移民会有二三百万人。此后各地人民继续往

　　这里迁徙，成化二十二年(1486)湖广镇守太监韦贵报

　　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的“饥民南流，日

　　有万口”（《明臣奏议》卷五，王恕《论山陕救荒疏》)。流民多到这

　　么严重的程度，可以想像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人民迁移是

　　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尚书马

　　文升讲，从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及陕西一些府县到汉

　　中府的流民，已经定居的不下10万人（《明臣奏议》卷十，马文升

　　《巡抚事宜疏》）。

　　流民到荆襄，从事各种职业，以维持生活。大多数人

　　开垦荒地，成为自耕自食的农民，当明朝政府承认他们的

　　居住权和土地所有权后，他们向政府完纳赋役，成为“税

　　户”。有的人到得早，占的耕地多，自家种不过来，就租

　　赁给后来的移民。新移民为立即投入生产，亦有愿意租田

　　的，成为“承佃户”。有的移民做商贩，成为“营生户”

　　（《大学衍义补》卷十三）。荆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所以这个地

　　区注意兴修水利。郧阳一府开垦田地143万余亩，相当于

　　洪武时全国垦田8.56亿亩的1.7‰，相当于弘治间全国垦

　　田4.23亿亩的3.4‰，数量不小。荆襄迁民与土著居民一

　　起修筑水利，如郧县捍江堤、吴公堤是防止汉江泛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