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有相当分量的专书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讲家庭结构更

　　需要统计资料，梁方仲据二十四史等载籍整理的《中国

　　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对它的研究很有用，但

　　也很不够用。这篇小文只是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想写什么

　　就写什么了。

　　家庭结构的内容，包含家庭规模、成员和主体。孟

　　子讲“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

　　矣”，是说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时期李悝在计算

　　普通人家庭经济时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汉书•食货志》)又是说一家是五口人。秦汉以后，

　　人们讲到家庭人口，或说“八口之家”，或说“五口之

　　家”，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秦汉以来家庭人口在八口左

　　右，或五口上下，换句话说，一般家庭是五至八个人。

　　商鞅变法，强令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

　　汉以后，大量出现五口左右的家庭。贾谊说：秦朝人

　　“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

　　色；母取箕帚，立有谇语”(《汉书•贾谊传》)。这是说有家产

　　的父子分开过，各自组织家庭，没有家产的，儿子离开家

　　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当彻底，从财产的严格所有

　　权上分辨最清楚，儿子不愿意向父亲借农具，害怕父亲表

　　现出施恩的脸色，而使自己处于难堪的地位。同样，母亲

　　到儿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会遭到责嚷。这些做法和心

　　理无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两家人。晁错讲到汉朝

　　农民的痛苦，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

　　人，……”(《汉书•食货志》)以五口之家举例，理应表明当

　　时五口人家的普遍性。两汉政府实行举孝廉政策，要把地

　　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义”的人吸收到政府中来（《汉书•宣帝

　　纪》)。被举的孝廉既是实行孝道的模范，与父母同居应是

　　当然的前提，但是东汉产生“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葛

　　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

　　而知了。社会的现实是成亲的儿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

　　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时会受到社会的敬重，如西汉末年

　　刘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财”，被视为“礼仪恩

　　德行于乡里”之家（《后汉书•樊宏传》)。此种礼敬恰说明这类

　　家庭的稀少。

　　南北朝以后父子分家的现象也很普遍。刘宋时周朗

　　说：“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

　　庶民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宋书•周朗传》)无论是

　　士大夫、平民，多达百分之六七十的家庭是父子析居的，

　　正因此聚居成为可贵的事，刘宋酉阳县人董阳“三世同居，

　　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被政府表彰为“笃行董氏之

　　闾”，蠲免赋役(《南史•孝义传》)。隋代，四川、陕西南部

　　的庶民之家，“父子率多异居”(《隋书•地理志》)。江南民

　　间大体也是父子分开过。而在岭南，父子不但析居，如

　　果父亲贫穷，还有卖身于儿子的现象(《隋书•地理志》)。四

　　川、陕南子孙与父祖别籍异财的现象继续到宋代。可能

　　是异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北宋政府加以干预，宋

　　太祖开宝元年(968)令地方官劝谕父子共居，否则治

　　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条）。次年更下令，有违犯

　　的处以死刑（同上，二年八月丁亥条）。政府的决心正说明析居问

　　题的严重。

　　五口之家应是父子分离后的家庭，其成员为丈夫、

　　妻子和他们的未成年的儿女，间有未成年的弟或妹，基

　　本上是两代人，其中以夫妻为家庭的主体，丈夫是家庭的

　　主宰。这类家庭也可能有鳏父，或寡母，从而组成三代

　　家庭，但仍以第二代夫妇为家庭主体，第二代男性为实

　　际家长。这种家庭排斥已婚的兄弟在一起，历朝政府所

　　表彰的“三世同财”，主要是兄弟同居共爨（cuàn），那是

　　另一类

　　型的家庭。

　　八口之家基本上是三代人，若第二代有兄弟妯娌，

　　第一代男性在，则为家长，主体仍在第二代。丧失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