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封号。母亲死时，他正在做开封府判官，认为应当像对

　　待没有再嫁的母亲一样，给她服丧，于是向政府请求，解

　　官持服，获准后守丧，除服了才又出来做官（《宋史•王博文

　　传》）。

　　类似王博文为改嫁母守孝的还有一个郭稹。郭稹年幼

　　丧父，母亲边氏改嫁王姓，生有儿子。郭稹中进士，“学

　　问通博”，“文思敏赡”，官刑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母

　　边氏死，要求解官服丧。礼官宋祁认为郭稹的服丧是过分

　　行为，因为边氏到王家生有儿子，已有人给她戴孝，而郭稹

　　没有叔伯兄弟，郭家靠他一人承祠，不应当为出嫁母守孝

　　了。宋仁宗就此事令群臣议奏，侍御史刘夔认为若儿子不

　　为出嫁母亲守丧，则是他们间的关系如同道路上不相认识

　　的人，“则必亏损名教，上玷孝治”，因此应当同意他的要

　　求。仁宗最后也准许郭稹解职，以实现他的守孝意愿（《宋

　　史•礼志》、《宋史•郭稹传》）。

　　这些孤儿寡母间的相互关系和生活实践，使我们有一

　　个鲜明的感觉，即儿女对寡母的改嫁，通情达理，毫无怨

　　恨，爱护尊重，生养死葬，惟恐不得尽意，惟恐老人心情

　　不舒畅。这些儿女，多是读书人，中进士，为官作宦，有

　　的至参知政事，有的是贵妃。他们丝毫不以母亲改嫁为

　　耻，却以迎养再嫁母为应尽的义务，为人子之道。“饿死

　　事小，失节事大”的束缚寡妇的思想他们是没有的，事实上

　　也是不承认的。母子、母女的关系，是天然的关系，是任

　　何情况下也改不了的，也得承认的。刘湜、范仲淹、杜

　　衍、张贵妃、王博文、郭稹等人对改嫁母的态度是合于人

　　性的。他们体贴母亲的苦衷，谅解她不守寡的处境和原

　　因，反而产生使她们晚年幸福的强烈愿望，在条件许可时

　　加以实现。事实表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在

　　北宋还没有什么市场，待到南宋逐渐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

　　之后，社会对于寡妇的压迫更重了，实际上这对孤儿也不

　　利，也是他们的灾难。

　　随着“失节事大”观念的流行，对于为再嫁母的守孝

　　制度，朝廷和民间产生了不同的态度。民间尊重出嫁母的

　　大有人在，元代池州人李鹏飞，生母姚氏是妾，受正妻欺

　　凌，出嫁蕲州罗田朱姓。鹏飞长到19岁，知道生母情

　　形，决心去寻找，找了三年才见到。这时朱家正患流行

　　病，鹏飞把母亲接到家中，奉养一个时期又送回朱家，然

　　后经常去探视，母亲死后，每年带领子孙去祭祀（《元史•李鹏飞

　　传》)。政府的态度同民间不一样，变化了。明朝初年，进

　　士王希曾再嫁的母亲任氏死了，他请求守三年的丧，明太

　　祖令臣下讨论，礼部尚书李原名认为，“希曾之母既已失

　　节”，不应当守制三年，只服一年就够了，明太祖同意了

　　他的意见，王希曾的愿望没有实现（《续通典•礼典》、《明史•李

　　原名传》）。为出嫁母守孝观念和制度的变化，显示道学家

　　的伦理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丧失人性，越来越不利于孤

　　儿孀妇，说明封建制度更加反动。由于明清以来严重歧视

　　再婚的妇女，子女不愿意寡母再嫁，而从行动上加以阻

　　挠，及至母亲再婚了，觉得受人歧视，因而对母亲有看

　　法，不亲近。这样轻视再嫁母亲的思想流传开来，很难消

　　除，时至今日，不少青年反对父母再婚，手段恶劣，乃至迫使

　　业已再婚的分离，造成老人晚年的不幸。从这个现实看，

　　这些人的行为和思想远不及好几百年以前的范仲淹等人，

　　不能不说其行为不当，思想陈腐。

　　一般来讲，男子对于妻子的前夫有一种本能的忌妒，

　　而对妻子带来的前夫的子女则态度不一。有的像任布那

　　样，视之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女，甚或因怜悯之心，超过对

　　己子的待遇；但也有如杜衍继父钱某式的，视妻子前夫的儿

　　子为累赘，拒不收留，或者加以虐待。任布类型的丈夫有男

　　子汉的宽厚胸怀，尊重妻子，从而及于她与前夫所生的儿

　　子，把抚养和教育他们作为自己的责任。妻子见丈夫如此

　　尊重自己和爱护孩子，必然增强对丈夫的敬爱，因此夫妻

　　感情深厚，生活必定美满，会是一个幸福家庭。反之，虐

　　待妻子的前夫子女，妻子心里痛苦，很难增进对后夫的感

　　情，后夫的这种态度还会影响到他的子女与带来的子女的

　　关系，这种家庭难于和睦。男子对于妻子前夫子女的态

　　度，关系着全家生活状态，善于处理的人才会得到幸福生

　　活。而善待妻子前夫的子女，承担抚养义务，是道德高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