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俗称恶月”的记载，可见这个观念至迟形成于南朝，实际上比这时要早，因为战国时代

　　人们就认为五月初五日生育不吉利，若生男则克父，生女则克母，表明人们厌恶五月。因为

　　是恶月，人们怕有触犯，禁忌就多，端午节的生活，就因恶月而产生它的一些内容和形式。

　　南齐人宗测，祖籍南阳，世居荆州，不乐功名，政府屡次征辟而不就，移居庐山，周游衡山

　　等地，他的游历含有隐居性质，此外也是上山采药，自云到庐山的原因是：“少有狂疾，寻

　　山采药，远来至此。”而在这里的衣食是，“量腹而进松术，度形而衣薜萝”(《

　　梁书》卷五十四《宗测传》)。看来他是懂得中草药的人。据记载，他

　　在五月初五日鸡还

　　没有报晓的时候出发，采摘像人的形状的艾，回来治成艾绒，用以治病，很有疗效。宗测的

　　用艾治病，反映当时人已认识到艾的药物性质。端午这一天，荆楚地方的人采艾，编织成人形，

　　悬挂在家门口，祈祷消除毒灾(《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89页)。自此，形成人们于端午节在大门上挂艾人的风俗。艾，成为端午“五瑞

　　”之一，大约同宗测

　　悬艾人

　　的活动分不开。用艾，历代相沿，如北宋汴梁人“钉艾人于门上”(《东京梦华录

　　》卷八《端午》)。到南宋，人们用菖蒲做成张天师驭虎的形象，与艾人一同悬挂

　　在门上(《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三《五月》)。自此菖蒲与艾并用，如明朝

　　宫中门两旁安放菖蒲、艾盆，门上悬

　　挂吊屏，上面画的是张天师或仙子、仙女仗剑降五毒的故事(刘若愚《明宫史•火

　　集•五月》)。形式比民间复杂，内容则是一致的。到清代，用菖蒲、艾制成蒲龙

　　、文虎，插于门上(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五月•端阳》)。艾不仅挂在

　　门上，南宋人又兴起戴艾花的风习(《武林旧事》卷三《端午》)。明人继

　　承下来，由妇女专簪艾花(《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清代女子戴艾

　　叶，也是“端五景”之一(顾禄《清嘉录•五月•端五》)。

　　南朝时端午日，人们竞相采集各种草药，南宋人也是“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

　　”(《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三)。自采草药，到明清时代在大城市发展为药铺

　　施药，即在端午日

　　，居民到药店要应节的消毒药品，如雄黄、芷术等。顺便说一句，直到20世纪上半叶有的城

　　镇的药店仍在端午节施舍雄黄荷包。因为城居之人采药不便，

　　故有这种变相的形式。采药是为应用，端午就喝菖蒲、雄黄泡的酒，并把这种酒涂在儿童脸

　　上，划上王字，以求辟毒、辟邪。

　　观竞渡

　　南朝人过五月节，要在手臂上系着五色丝织物，叫做“辟兵”，大约是祈求不发生战争，从

　　而不产生瘟疫，以免病害。这是当时南北朝混战时期人们极易产生的精神寄托。到宋代出现

　　各种百索，有彩线的，有珠子的，给儿童系在头上。明清时衍化为香袋，内装香料，做成各

　　种形状，年青的妇女和小孩佩戴，既有药用价值，又有美观作用。

　　包粽子

　　南朝人要搞划船竞赛，这个风气历代延续不辍。越到后世，龙舟竞赛更成为节日的大项目，

　　节日的标志。在明代，南京竞渡搞得最热闹，福建规模也大。这些地方的大江大河中竞技，一

　　船可坐十人，大的到二十人，击鼓划船，一会儿几里地下去了(张瀚《松窗梦语》

　　卷七)。

　　吃粽子，在南朝是夏至日的食品，很快也成为端午的食物，到北宋，人们当日吃粽子，五色

　　水团，粽子成为主要食物之一，并且把它堆摆成楼阁、亭子、车子等的形象。后来人们又把它作

　　为节日的礼物，互相馈赠。粽子终于同龙舟竞渡一样成为过端午的标志，而且它比竞渡还要普

　　及，因为这是家家可以做到的，不像龙舟要在有水的地方才能实行起来。

　　南朝人过端午还有郊野踏青和做斗草游戏的内容，这是同采艾、采草药相结合的，不过后来踏青

　　、斗草各成为单独的形式。踏青后世演变为城中达官贵人和文士的郊游，如明代北京士人相

　　约到天坛松林、高梁桥柳林、德胜门内水关、安定门满井等地，带着酒果，作竟日之游，女

　　子亦有前往的。南京的文人到雨花台游憩。这天之后，天气日益炎热，这些人

　　就不到烈日下活动了，这也是端午日出游的原因吧。斗百草主要是儿童的娱乐，清代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