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嫠面，良久，太子倏起，曰：‘一朝

　　有天下，当率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突

　　厥可汗)思摩。’”(卷二十八《太宗易太子》)

　　辽朝兴起，北宋在与它的斗争中总处于劣势，上层人士

　　里不乏患有“恐辽病”者，也有人对契丹人的衣食用具很

　　感兴趣，加以效法。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诏令：“禁

　　士庶效契丹服及

　　乘骑鞍辔、妇人

　　衣铜绿兔褐之

　　类。”(《宋史•舆

　　服志》)“契丹故

　　俗，便于鞍马”

　　(《辽史•仪卫志》)，

　　马上服装和坐骑

　　用具有独到之

　　处，故而宋朝官

　　民中都有人仿效

　　制造，日常使用。宋仁宗的禁止诏令表明，汉人采用契丹人

　　器具的已不是个别现象，这才引起仁宗的关注。

　　元人服饰发式

　　元朝统一中国，强迫汉人遵从蒙古人的一些生活习俗，

　　待到朱元璋推翻元朝，迭发诏令，恢复汉人生活方式，由此

　　我们获知元代汉人蒙古化的严重情况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二月(洪武元年二月)下令，“复

　　衣冠，如唐制”。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初，元世祖起

　　自溯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异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

　　髻，深襜胡帽，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

　　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至易其姓氏为胡

　　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为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

　　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

　　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云

　　纹字项，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银

　　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

　　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

　　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

　　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由此我们看到民族生活习

　　俗的改变主要表现在：(1)发式上，是束发，还是被发，辫发，

　　椎髻；(2)与发式相联系，在冠帽上，是汉冠巾，还是胡帽；

　　(3)衣服方面，是博大衣裳，还是短衣狭袖，是右衽，还是左

　　衽；(4)语言方面，是汉语，还是少数民族语；(5)姓名，是汉

　　姓，还是少数民族姓名；(6)丧葬方面，这个诏书没有提到，

　　往下看我们就知道了。

　　同年十二月辛未，监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师人民循习

　　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

　　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朱元璋因

　　而令礼官制定官民丧礼(《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江南丧葬尚且如

　　此遵从蒙古人的礼俗，在北方流行得应更加厉害了。

　　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壬寅，朱元璋鉴于“军民行礼，

　　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令中书省和礼

　　部定官民揖拜礼。主管官员遵令定出相应制度，于是“一

　　切胡礼悉禁勿用”(《明太祖实录》卷七十）。这种人生的通常礼节

　　的不同，也是不同民族生活习惯的一个内容。

　　汉族统治者对汉人的接受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大体有

　　两种态度。

　　一种是唐朝式的，比较开明，干预较少。唐初统治者

　　富有政治气魄，武功强盛，敢于大量启用少数民族成员，

　　对被它打败的突厥人给予信任，贞观间突厥人被封为将军

　　及在中央的五品以上官员一百多人，同汉人朝臣几乎相等

　　(《通典•边防》）。唐太宗用突厥贵族阿史那忠为右骁卫大将

　　军，宿卫宫禁，人们把他们的相得比作汉武帝与金日的

　　关系(《新唐书•阿史那忠传》）。太宗任用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

　　社尔检校北门左屯营，即典兵于宫苑内，太宗死，他要求

　　殉葬，可见君臣关系之深(《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太宗又用

　　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命他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太

　　宗死他也请求身殉(《新唐书》)。他们死后都陪葬太宗昭陵。

　　笔者曾于1977年秋天去昭陵参观，获知阿史那忠墓已发

　　掘，欣赏了他墓中出土的壁画。昭陵前有十四君长石像，

　　象征着各个少数民族拥戴这位“天可汗”。唐太宗受到尊

　　崇是理所当然的，敢于任用敌对的“异类”为自己的侍

　　卫，可以想见他有多大的政治胆量了。有此胆识，对于少

　　数民族文明、生活方式何惧之有!所以唐初这样的君主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