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否能够说，生命因为有“重”便能够承受呢?恐怕未必。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唐僧，在取经途中，他时常因为生命中所承受的“重”而显得忧心忡忡，始终处在精神极度紧张恐惧的状态。

　　小说从开始便赋予唐僧的取经某种忠君报国的政治色彩，取经的宗教活动被视为一项经国济民的大业。唐王从阴间归来之后，为超度冥府孤魂，修建“水陆大会”，请玄奘法师开演经法。唐王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做这场法事，主要是出于平息自己内心惶恐的需要。而后，观音菩萨受如来佛祖的派遣，到长安寻找取经人。她对唐太宗说：“你那法师讲的是小乘佛法，度不得亡者升天。我有大乘佛法，可以度亡脱苦，寿身无坏。”唐太宗喜道：“你那大乘佛法，在于何处?”菩萨道：“在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菩萨的话正敲打在太宗的心坎上，自然，选派取经人去西天取经便提上了日程。玄奘的毛遂自荐正好满足了唐太宗的需要：“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玄奘充分领会到唐王的喜好，而他将取经与国家的稳固和太平紧密地联系起来，再一次提醒了读者，玄奘其实是将取经看做他效忠皇帝的一个大好机会，而不是历史上所广泛认同的为了研习佛经的需要。

　　为了让玄奘死心踏地地为自己效力，唐王祭出了一系列的安抚措施。首先，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并口称“御弟圣僧”，让玄奘感激不尽地立下誓言：“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其次，玄奘临走时，他将其送出城外，并执壶酌酒，举杯饯行。更令人叫绝的是，唐王亲自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并嘱咐玄奘：“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可以这么说，为了让玄奘效忠于己，唐太宗真是殚精竭虑。

　　唐僧带着唐太宗的重托踏上了西天之途。事实上，从一开始，唐僧对这次取经大业是否能够完成就不自信。他对徒弟们说：“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真实的情况是，唐僧承担取经的重任，更多的还是一时的冲动，而一旦受到君王的青睐后，他已经是毫无退路可言，除了去取经外，他还有什么理由留在大唐呢?

　　唐僧一路西行，虽然也收了三个神通广大的徒弟，但他对取经的恐惧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明显的例子便是他面对高山大河时的一筹莫展，涕泪横流。第十五回，唐僧的坐骑在鹰愁涧被小白龙吞吃，他说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进!可怜啊!这万水千山，怎生走得!”说完，泪如雨下。第二十二回，路过流沙河，见那八百里宽的河水，他不禁忧嗟烦恼。第三十二回，路经平顶山，唐僧见前有高山，担心有虎狼阻挡。第四十七回，面对“茫然浑无海，一望更无边”的通天河，他大惊失色，哽咽道：“徒弟啊，似这等怎了?”西行路上，荆棘密布，困难重重，不仅有妖精人为地设下重重陷阱，更有因自然条件的恶劣而造成的种种阻碍。唐僧对高山大河的恐惧，一方面来源于人类自身对自然的崇拜而产生的敬畏心理，另一方面，也有对前途吉凶未卜的担忧。在唐僧看来，自身的安危存亡倒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完成唐王交待的任务。对于他来说，取经的首要意义是对唐王效忠。这并不是说他对取经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在他心中，取经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内涵，即取经的成败已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转而成为国家兴亡盛衰的关键所在。第八十五回，他曾流泪对被缚的樵子说：“樵夫啊，你死只是一身，无甚挂碍，我却死得不甚干净。”樵子问何故。他回答道：“我本是东土往西天取经去的，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经，要超度那幽冥无主的孤魂。今若丧了性命，可不盼杀那君王，孤负那臣子?那枉死城中，无限的冤魂，却不大失所望，永世不得超生；一场功果，尽化作风尘，这却怎么得干净也?”正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对唐王的忠诚和责任，唐僧义无反顾地踏上西天之旅。可惜的是，这种忠诚与责任有时实在是太“重”了，让他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为了缓解唐僧的紧张情绪，作者在第十九回特意安排乌巢禅师为其传授《多心经》。乌巢禅师对唐僧说：“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难消。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其后他又解释：“道路不难行，试听我吩咐：千山千水深，多瘴多魔处。若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行来摩耳岩，侧着脚踪步。仔细黑松林，妖狐多截路。精灵满国城，魔主盈山住。老虎坐琴堂，苍狼为主簿。狮象尽称王，虎豹皆作御。野猪挑担子，水怪前头遇。多年老石猴，那里怀嗔怒。你问那相识，他知西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