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在取经伊始便出现了。他引三藏入“大梵天宫”，伏白虎精，降九馗龙，一路上辅助三藏完成了取经任务。此时的猴行者，是个已经神化的猴精，初具人、神、魔三位一体的性质。虽还保存某些动物的特征，如猴样的头脸，但已脱离了动物的属性，成为两足行走的人(神)。他初见三藏法师时化身为“白衣秀才”，自夸曾九度见过黄河清，但在参加取经活动之前，他并不是正统神佛圈子里的人物。他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又说八百岁时曾偷过王母蟠桃，被王母捉住，左肋判了八百，右肋判了三千铁棒，发配到花果山紫云洞，只有在协助三藏完成取经任务后方才修成正果。

　　显而易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已经具备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孙悟空形象的雏形。这首先表现在原型的选择上。众所周知，猴是属于哺乳动物灵长目的一种。灵长目是所有哺乳类中最进步、最聪明的动物。而现代解剖学更显示出猴、猿与人类之间有极为亲密的关系。作为一个神通广大又要保护唐三藏西天取经的人物，必须具备聪明、机智和敏捷的身手，在自然界的各类动物中，只有猴具备这样的特性。作者在原型的选择上并非随意拈来。

　　另外，猴行者“猴”的身份具有深厚的志怪渊源。在中国，对于猿猴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山海经•五藏山经》。以后衍化为两类传说：一类是猿猴(主要是白猿)被人化、神化，表现出种种神异之处。比如东汉赵晔所编的《吴越春秋》便有白猿化为老人与越处女相斗的故事。在古人看来，自猿往往是长寿的象征，故而它更有理由成精化人。需要说明的是，猿猴在古诗中曾大量出现，如唐代诗人李白就在其诗中多处提到“猿”。比较典型的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还有《秋浦歌》中的“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这主要还是因为猿声的长啸哀怨更多地契合了诗人当时的心理状态。

　　猿猴在另一类传说中是被“怪化”，凸现其淫的特点。像《白猿传》便是个典型。它记述的是梁大同末年，将军欧阳纥的妻子被一个法力广大的白猿掠去，将军历尽千辛万苦才救回妻子。小说中的白猿神通广大，身高六尺多，身强力壮，敏捷异常，如匹练般从其他的山上下来，快速若飞。而他喜好奸人妻女的特点在后来的《西游记》杂剧中有所提及。

　　《西游记》杂剧用专门的篇幅来描述孙行者的出生经历和被降伏跟随唐僧取经的过程。但相对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来说，孙行者的思想气质和行为却大相径庭。他不再是一个自动皈依佛法以求正果的佛教徒，而是被迫无奈才踏上取经之途，这与吴著《西游记》有相通之处。他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妖魔，自称“一自开天辟地，两仪便有吾身，曾教三界费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岳鬼兵嗔，六合乾坤混扰，七冥北斗难分，八方世界有谁尊?九天难捕我，十万总魔君”。其叛逆性格令人瞠目。不过，孙行者的叛逆更多地夹杂了妖气、野气，还有下流气。他不仅混扰天宫，也抢夺人间妇女；唐僧救了他，他不但不愿谢，反而想将其“吃一顿饱”；到火焰山找铁扇公主借扇，言语更是流于猥亵。这与吴著《西游记》中那个惩恶扬善、济世救民、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孙悟空相比，其境界高下立现。

　　相对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西游记》杂剧而言，吴著的高明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吴著更多地突出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不是盲无目的的胡闹，而是将其矛头直指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宫政权。为了渲染这种精神，作者不惜笔墨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全过程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画，以孙悟空提出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惊世骇俗的宣言向天宫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从而体现出深刻的批判意义。

　　其二，吴著中的孙悟空当然也有弱点，但更多地表现为与其猴性相关的性格弱点，譬如他的傲气、好胜，他喜欢听人奉承，他那事事“猴急”的急性子。这些性格弱点不但不会削弱其形象魅力，反而更增强其真实性，更符合人性的特点。在小说中，我们随处可见作者对其弱点的善意调侃，然而读者不但不会生厌，反而在莞尔一笑后，更增加了几分喜爱他的理由。其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幻化为“白衣秀才”的形象。他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其形象让人想起中国古代正统思想所要求的儒家圣贤典型。“白衣秀才”形象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作者所追求的儒家与释教的某种合流或互补?依笔者浅见，作者是想极力将猴行者这个人物形象拉到儒家所规范的道德标准中来，但这样一来，猴行者身上的反抗精神与追求自的理想就很难体现出来。猴行者自觉皈依佛门，实在产生不出什么让人喜欢的感情因子，至多，不过再次表明佛法的广大和他对佛教的虔诚罢了。吴著《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外在形象由人转变为猴，而其内在心理结构则逐渐完成了由妖、神向人的过渡。外在的猴相其实更反衬出内在的人性心理，作者将这一形象的内在嬗变巧妙地建构在一起，正表明他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独特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