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看了看他，不紧不慢的继续说下去：“谋刺朝廷大员的事，最近的一次还是在唐朝元和十年的时候（815年）。

　　当时唐宪宗是中兴之主，可称得上是一代明君。

　　宪宗为了消灭割据势力，准备征讨淮西吴元济，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二镇。

　　王承宗、李师道数次上表请皇上赦免吴元济，宪宗不从，二人一筹莫展。

　　当时宰相武元衡主掌兵权。

　　李师道手下一位养客向李师道建议：‘天子之所以要执意诛杀吴某，是元衡极力主张的结果。

　　请您派我密往刺之。

　　元衡死后，其他人就不敢主张此事，你就可放心去劝天子罢兵了。’李师道深以为然，给他重金。”

　　“当年六月，癸日卯时，天尚未明，武元衡入朝，走到靖安坊东门。

　　有数名贼自暗中突出用强弓射之，武元衡所带从者被乱箭所趋散。

　　一贼冲上前牵着武元衡的马走了十余步，从容将他杀掉，娶其头而去，丞相裴度也被刺伤。

　　最后查明，刺客头目竟是八十多岁的寺僧圆净。

　　此僧勇悍过人，为史思明旧部，幕后主谋为李师道。

　　此次刺杀虽然成功，不过并没有救了吴元济，反使宪宗坚定了平藩镇的决心，使唐朝廷认清了形势，引发了许多征讨，成就了唐宪宗一代明君的名声。

　　而圆净与吴元济却是遗臭万年。

　　自此以后千年，再无刺客之事，你如今所为乃是千古第一人，必会留名于青史之中，不过，哼，这个名却是恶名。

　　我看你决非贪利之徒，所为之事必有所为之缘由，却为何非要替他人背这个千古恶名呢？不如将缘由明白讲来，让天下人得一个明白，为自己留一个清白。”

　　曾国藩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打动了张文祥。

　　张文祥知道，哥老会程速台是利用他来达到政治目的，他之所以甘心被利用，是因为自己反正也要刺杀马新贻，既然有人愿意帮忙，他自然不拒绝，但也用不着为他担什么道义，更不用替他背这千古黑锅。

　　而王鹏豹已经改名出家，官府也绝不会找到他的。

　　他沉默良久，最后站起来将手中茶杯捏的粉碎，说道：“好！曾大人所言即是。

　　张某十分佩服，我这就和盘托出，都告诉你吧。”

　　张文祥将刺杀马新贻的前因后果，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招供出来，但张文祥的供述，却让曾国藩心惊肉跳。

　　前面说过，王鹏豹参与过湘军的“霆军哗变”。

　　当初曾国藩用很短的时间平息了叛乱，悄悄将事情压下，但这件事情成为他一直不想再提的隐情，也是他一桩不小的“历史问题”。

　　这事情已经过去六七年了，本来以为事情已经过去，没想到却又牵在这个案子里。

　　如果旧事重提，不仅是给自己脸上抹黑，又可能会引出另一个大案来，到时自己决脱不了责任。

　　另外，程速台原是湘军的一个高级将领，他亲自出面与张文祥联系，那他背后又是谁主使呢？这个人的背景又有多深？当然，此人也必是湘军首脑之一。

　　自己是湘军的创始人，那么这个案子会不会最后又查到自己的头上呢。

　　想到此，曾国藩的脑袋上已经冒出了一层冷汗。

　　这个案子查来查去，原来是在查他曾国藩自己啊。

　　曾国藩强自镇定，带人回到行辕。

　　路上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快刀斩乱麻，急速结案，再不能拖了，再拖必生事端。

　　曾国藩立刻派人告知正在栖霞山的郑敦谨，说案已查清，请他速来结案。

　　郑敦谨匆匆赶回来，两人心照不宣，商量一番，定下了张文祥的供词。

　　案情为：张文祥，河南河阳（今孟县）人。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贩卖毡帽至宁波，结识同乡罗法善，娶其女为妻，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席卷江浙，乃参军入李世贤部，转战东南数省，一度官居叛军副将。

　　同治三年（1864年），李部败走，张逃回宁波。

　　张无以为生，由做过海盗的程速台资助开了个小押当，隐姓埋名，勉强度日。

　　当时马新贻调任浙江巡抚，海盗为患，派兵剿治。

　　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处禁地，名叫南田，向来为海盗所盘踞，马新贻捉住了其中的头目邱财青，处以死刑，另外又杀了海盗五十余名，其中颇多程速台的朋友和同伙，因此程速台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这以后又有一连串的怨恨。

　　张文祥开小押当，而马新贻因为押当重利盘剥小民，出告示查禁，张文祥生计顿绝。

　　同年，张文祥的妻子罗氏，被吴炳燮诱拐潜逃，让张文祥追了回来，但人虽未失，卷逃的衣物为奸夫带走了，一状告到巡抚那里，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不准其告。

　　不久，罗氏复又潜逃，张文祥追着了，逼她自尽。

　　至此人财两空，认为马新贻不替他追赃，以致他的妻子轻视他，又断了他的生意，于是便起了报复的心。

　　同治五年正月，浙江巡抚马新贻至宁波，张递状控告吴炳燮霸占其妻，逼妻丧命，马又不准其状。

　　张告知程速台，程速台因自己做海盗时曾遭马剿杀，故怂恿张刺杀马。

　　同治八年，马升任两江总督，张同至南京，寻机刺杀，直至混进校场而得手。

　　二人又拟好奏结：“凶犯张文祥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

　　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

　　适在逃海盗程速台等复指使张文祥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文祥被激允许。

　　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

　　迫念前仇，杀机愈决。

　　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

　　曾国藩召齐会审诸官，征求各位意见。

　　魁玉、梅启照等人自然无话，但袁保庆、孙衣言等人坚决不同意。

　　拒绝在问供和奏结上“书诺”（签字）。

　　曾国藩一脸庄重，将张之万与郑敦谨所担心之事一一举出，又道：“这样做也是为马制军洗刷清誉。

　　难道非要查出是堂堂一品大员，诱奸下属老婆，终于恶有恶报，被本夫杀死么？这个说法，只能让马家家属更加悲愤，马氏的亲朋故旧无法接受，让朝廷担上用人失当的名声，让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

　　此前我朝苦心营造的上下无猜、和衷共济的局面，岂不又有变数？”

　　袁保庆义正辞严道：“我相信马制军的为人，决不至于做下如此之事。

　　二位大人精心炮制的口供，漏洞百出。

　　恐怕也过不了朝廷这一关。

　　还望曾大人召齐会审诸官，重新审理，查明真相。”

　　曾国藩暗叹袁保庆之迂：若真查明真相，你袁保庆恐怕是最后悔的一个。

　　知道和他们争也无用，当下无话。

　　第二天，只将魁玉、梅启照还有新上任不久的江宁知府蒯德模等人召来阅供具名，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自然也就不需要他们书诺具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