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在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座谈时说，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他说：“我多次看望钱学森先生，他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温家宝说，钱学森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指一般人才，而是有重大成就的人才。“每每想到这些，我又感到很内疚。”（10月12日《海峡都市报》）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不仅是钱学森的疑惑，“我们”――教育部门、教育者、被教育者亦一直很迷茫。从诺贝尔奖就可以看到中国教育体制的“落后”。日前，华裔科学家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教育背景与中国内地没有任何关系。据此，有人对获得诺贝尔奖的八位华裔科学家的教育背景进行了梳理：李政道、杨振宁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求学；朱棣文、钱永健生于长于美国；另外还有两位在香港接受完高中教育，两位接受台湾高中教育、大学教育。
应该说，八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应该说，在中国这个占世界20%人口的国家，屡屡在诺贝尔奖上无名，“我们”都很伤心；应该说，“我们”没有必要追捧诺奖，但榜上无名的确令人伤心；应该说，在中国这个人才辈出的土地上，会有很多钱老所言的“杰出人才”，可多少年了，这样的人凤毛麟角……总理每每想到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就很内疚，我们的教育部门、高校科研院所、每一个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公民呢？
不妨结合笔者的受教历程，谈一下中国基础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弊病。先说基础教育。中国的基础教育除了起点低，就是死板、呆板，缺乏灵活性、发散性，不能从小鼓励和培养孩子的兴趣。这些既与教育体制有关，更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很多家长要么希望孩子将来“当官”，要么希望他们未来“发财”，俨然不顾孩子自己的想法。在近乎混沌的基础教育中，很多孩子的特长和兴趣被无情扼杀。再者，基础教育学习内容不新颖，跟不上时代，而且太“书面”，在现实中实用性太差。
接着说高中教育。我们的高中，实质上就是一个制造“考分机器”的大工厂。困在其中，学生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分数高一些，考的大学好一些，毕业就业时拿着毕业证更有卖点一些。早些年，高中实行文理分科，让学生随意丢弃了一些基础学科。譬如笔者，高中时选择了文科，然后数理化被无奈抛弃，害得现在提起数理化就头疼。高中考试的录取机制也存在极大弊端。虽然现在很多学校采取了自主招生，但分片、区域招生还是害了不少有志学子。笔者认为，高校招生不应该按省份分指标，应该一个指标面向全国统一招生。
再说高等教育。大学是学生迈向社会的过渡区，也是真正能够掌握真本领的地方。可现实却无情地告诉我们，大学是充满金钱、权力和欲望的地方。学生到了大学开始信马由缰，高校也成了当官和赚钱的宝地。学生的考试是炒出来的，永远是“60分万岁”；论文是剽窃、拼凑的，只要蒙混过关即可；不重视母语教学，尤其是理工科，大学毕业后，不仅没学到专业本领，就连“话”也不会说了。高校的行政官僚体制，让老师勾心斗角，缺乏“教授”心理，缺少钻研劲儿；高校的科目设置不科学、科研设施不到位、管理机制不成熟……“严进宽出”，很多学生在大学溜一圈，最大的的收获就是获得一张毕业证。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可一遇到应试教育就败阵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应试教育的本质没有变，很多人不得不“随大流”；另一方面，多数家长把孩子上学落脚于“吃饭”上，根本不顾孩子前途。再者，就是我们缺乏孕育“杰出人才”的软环境，逾百万派遣留学生滞留海外就是铁证。
综上看，中国的教育问题不单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是“我们”这些人和教育制度的问题。但愿“我们”能早日找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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