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变成了励志杂拌儿

《百家讲坛》最近烘焙出一款名为“《论语》心得”的励志文化蛋糕。中华书局挤出庞大资金，信誓旦旦地放出“首印60万册”的大话，准备打破由韩寒、易中天等人陆续堆砌出的首印纪录。而此前被普遍看好的名嘴易中天，也加入“捧于”的行列，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自肺腑地对这位“美女主讲”进行了“力挺”。翻阅讲座者于丹的《论语》讲稿不难发现，这本“观之可以忘忧也”的著作，其实不过是在关于“如何个人生活中活学活用孔子语录”的讲义。演讲者希望在《论语》中提炼孔子的人生智慧，然后传达给观众，希望能对观众有所启发。

孔子的职业生涯很难“励志”

不过这一活动的效果十分可疑。事实上，仅就个人职业生涯而言，孔子传闻中长达73年的个人奋斗历程与一般意义上的“成功”存在相当的距离。在进入鲁国的权力核心之前，他小心谨慎地安排自己个人生活的一切细节，将“礼”的禁忌发挥到极致。在《乡党》章中，保留着这个如履薄冰的形象。当这些谨慎的努力终于见效，孔子掌握了鲁国的权力，可未及实践自己的政治才能，他就被排挤出政坛。随后，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希望能在其他地方施展政治抱负。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甚至背负着历时数千年的指责，会见了卫国名媛南子。在周游期间，孔子“斥乎齐，逐乎宋﹑韂，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只能弹琴自慰。最后孔子只能半推半就地结庐教学，终其一生。这一过程与如今现代人所希望得到的人生智慧或者成功经验似乎并没有太大关系。孔子后世的威名，是“师以徒显，祖因孙荣”的结果。

《论语》变成了励志杂拌儿

于丹所做的，恰恰是将宏大的孔子思想简化为励志性的人生智慧。她首先罗列出《论语》中的警示语，然后进行初步解释。作为语录，《论语》在大多数情况下未提供孔子言论的语言环境，因此增字解经，通过敷衍环境进行义理阐释就成了她的主要工作。随后，她通常会用一个事例、典故或者寓言印证自己的阐释。这些事例典故来源众多，有些甚至源于《读者文摘》（它恰好明确了这一讲义所针对的读者人群）。这种励志杂拌儿有时会引起一些混乱，比如于丹提到一则寓言：一群青蛙爬高塔，其中的大部分以“我们为什么要爬它呀”为由，停止了这一活动，而一只小青蛙却在精神力量的支撑下完成了这一壮举。

这一寓言似乎是在号召读者做一些没有实际意义却看起来貌似“奇迹”的活动。

一种衰老的象征

对人生智慧的总结与传达是衰老的象征。在中国古代，小文人们在年老体衰，丧失了参考科举，仕途精进的动力以后，回乡躬耕。闲得无聊时把格律编入人生格言，凑成整齐的顺口溜，然后用秃笔蘸着口水在如豆的油灯前，逐句抄写，幻想百年以后，它们成为自己留给后世子孙的一份厚重的精神遗产。出于这个原因，颜之推在公元589年写出了著名的《颜氏家训》。这种情绪延宕到明清之际，催生了一批类似的著作，诸如《菜根谭》、《呻吟语》、《围炉夜话》、《小窗幽记》之类，其中的一些至今仍然被视为人生智慧的伟大结晶。这一类传统人生智慧写作最后的典范来自《围城》：钱钟书以一种简练的方式，嘲笑了“可长日思家，而不可一日恋家”式的人生智慧。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著名的“德育教授”李燕杰以系列演讲的方式拉开了新时期中国励志文化的序幕。随后日式的励志趣味在经过台湾时尚界的修整后，大举内迁。从刘墉、林清玄到南怀瑾，贩卖人生智慧与成功激情成为了一种很有前途的职业。

传统文化扁平化为“快餐”

在大多数情况下，励志仅仅意味着对个人经验与案例分析的分享。在一些人看来，世界并非由特例构成，各种事物也不需要接受各种不同的微妙的力，而可以用一些类似自然哲学的总结将其规律化、程式化。成功者的经验则是破解这些规律的口诀。对自己说一句“芝麻开门”，所有的难题都必然迎刃而解。麻烦之处在于，这一观念过滤掉了世界的复杂性，把原本傲然屹立的现实碾压成薄薄的一片。它们看起来能让人迅速积累足够的经验，并在一段时间内（几天或者数周）保持有效。很快，这种“经验快餐”被引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并获得空前的成功。这一成功以外引发的后遗症是，伪书泛滥成为励志类出版物中的奇特现象。

相比之下，东方励志者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可供贩卖。对中国的励志作家来说，他们并不急于首先让自己变成一个韦尔奇式的成功人士。他们通过传授励志激情的过程，实现自己的成功。对这些励志作家来说，只要对传统文化略有见识，能熟练操作“看庭前花开花落”之类的人生格言，擅长将古代的寓言套用到当代商业体系中，励志就成了一桩事业。这一业务的延伸则是“国学”的应用研究，即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搜寻经管经验，并将其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事实上，只要愿意，任何人的只言片语都可以成为类似应用开发的资源———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的经典台词亦是如此，它强调了沟通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只有在事前进行充分沟通，才能帮助双方建立正确的认识，并达成两情相悦琴瑟和谐这一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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