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校训树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陈懋章
1952年秋，我作为北京航空学院的第一届学生被录取了。现虽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但五年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
我是在成都被录取的。那时宝成铁路还未修好，我们由成渝路到重庆。乘船沿江而下，东出夔门，独立船首，看旭日初升，点染江水一片金色。我的人生从此展开了新的一页，充满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那时还没有北航现在的校园，考入北航的新生，一部分暂到清华，一部分则到北京工业学院 （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我属于后一部分。那时的北京工业学院在车道沟，主要建筑是延安大楼。我们上课的教室是临时修的平房，既无空调，也无暖气，冬天就靠烧煤炉取暖。到北京的第一个春节也是在那里过的，那时的北京比现在冷多了，半夜从工棚改成的厨房里端了元宵回宿舍，没到宿舍就冻上了！这就是那时的北京，也是那时的北航。
从高中到大学是一个转折点。1949年底成都解放。1950年初，我进入高中。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火红年代，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政治运动很多，学校不时停课，我们很少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到大学后，虽仍有不少政治运动，但业务学习基本是正常的。正是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我系统学习了近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尽管这些都仍是基础性的、入门性的，但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看到了绚丽璀璨而又深邃无比的知识宝藏。我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每当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时，总会有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幸福感。
脑力劳动的确是辛苦的，但确实换来了收获的喜悦。现在看来，那时的课程设置可能过重，专业划分也可能过细，没有能从更高的层次上给予学生更广阔的世界视野和更深厚的文化、历史熏陶，尽管如此，但五年的学习终归使我开始跨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门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想起来，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初步领悟了现代科学的分析方法，培养了独立思考能力，这些都使我终生收益。记得学习转子临界转速问题时，我尝试用与老师讲课不同的方法，直接研究常微分方程，得到了和老师相同的结果。这使我更深了解了临界转速问题。按这样的方式尝试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培养锻炼了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学期间，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础理论，这些理论对我非常有吸引力。至今我仍感到受益匪浅的是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态度。其核心是批判的、分析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因而是科学的。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学过的恩格斯的一句话： “除一切都在变这一点永久不变以外一切都在变。”我认为这很好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
大学期间的考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考试非常严格，主要课程都是口试。这样做好处很大，首先，老师可以直接了解学生理解、掌握的真实情况，为改进教学提供依据。严格的考试制度使学生收益更大。考前有一段时间专门用于复习，可以加深理解，加强对课程的系统掌握，起到总结、巩固的作用，而这样的机会在平时是绝不可能有的。经过这样的复习后，对那些理论系统较强的课程，晚上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我几乎可以把每章每节的论点和论证过程一幕幕清晰地在脑海中再现出来。我不是靠硬背，而是靠理解，真正理解后自然地就记住了。有次考高等数学，抽到的题卡上有四道题。我给老师讲完第一题后，他没有让我继续讲其余的题，就给了我最高的分数，也许是认为我理解得透吧。我不认为他原本认识我或知道我。期末考试通常考4-5门课，体力脑力消耗都很大，考试完后打篮球，跳起来轻飘飘的，好像身体已不再是自己的。
大学的学习非常紧张。一周六天上课，一天很少有少于三大节的。我虽不是那种 “一听就会”的人，但也不是学习吃力的人，即使这样，我也感到学习负担很重，从未轻松过，好在能坚持体育锻炼。学校对我们的早晨锻炼要求很严，记得还在车道沟时，每隔一天就要到院外的大马路上去长跑，这对身体很有好处，我曾达到过3000米10分45秒的成绩，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成绩了。长跑对我的锻炼是多方面的，后来我在评述我的人生历程时曾半开玩笑说： “我不是百米冲刺的匆匆过客，也不是急上急下的跳高者，而是持之以恒的长跑者”。体育活动不仅是锻炼，也确实很好玩，有时下午没有课，我们甚至整个下午都在球场上打球。后来有人问我大学是怎样过的，我说我既不是成天啃书，也不是成天玩，而是书也认真念，玩也放开玩。
大学期间文娱活动还是丰富多彩的。曾几次请到郭兰英到校演唱，就在现在北边的体育馆里。周末也有舞会，播放乐曲的范围很宽，苏联的、西方的都有，甚至也播 “风流寡妇”中那首著名的曲子。记得有一次新年除夕夜，聚餐后开舞会，也是这首曲子，令人陶醉，我心荡漾。由于对学习的强烈兴趣，我还是看书去了，因为聚餐喝了点酒，效率还很高。
大学学习虽然紧张，但也非常开心，我们也干过不少 “出格”的事。由于经济条件限制，那时寒暑假很少有人回家。还在北京工业学院过第一个暑假时，我们几个从南方来的学生，打听到学校后面不远的河沟中有鱼，就把蚊帐取下来，经过简单的“适应性改造”，做成了鱼网，径直下河捞鱼去了，结果一条鱼也未捞上，蚊帐却被河里的枯树枝挂破了，还有人的脚也扎破了。虽然一无所获，大败而归，但还是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回来了。这就是我们大学生第一个暑假的“光荣业绩”。搬到北航现在的校舍后，六人住一个房间，上下铺，十二平方米，虽然很挤，但也其乐融融。按要求宿舍应该整齐清洁，但男生很难长期坚持，而不叠被子则颇为经常。一天打球回来，正好有位老兄不在，被子又未叠，就把篮球塞在了他的被窝里，晚上睡觉时，提前关了灯，等他钻进被窝后，突然灯光通明，齐声欢呼“都来看啊，公鸡下蛋了！”看起来这些都不像是堂堂大学生干的事，但年轻人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们有欢乐，也有遗憾。
在大学期间，有三次政治运动涉及到了学生：一次是让家庭社会关系较复杂的学生转学；我们小班有位同学，学习很好，还是班长，不知是怎样的家庭社会关系，被转到了浙江大学，后来成为该校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在该领域是国内搞得最好的，很有影响，但就是再也不愿意回北航看看。一次是肃反运动，审查学生解放前的历史，我们小班一位同学解放时还未满十八岁，不知怎的就成了重点，全班围起来反复审问，已有点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味道了。搞了约一个月，最后什么事也没有！面更大、后果更严重的是反右运动，我们小班也“抓”出了几个“右派”，也包括党支部干部，这些遭遇对他们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大学期间我虽没有直接受到冲击，但这始终是一块心病。对于这些政治运动虽已在全国范围内作了结论，也作了平反和善后工作，但这毕竟是我们的历史，是历史留下的疤痕，我们有责任从这些历史中认真学到一些东西。
作为北航的第一届学生，我已在北航工作了50年。北航培养了我，我随北航一道成长。回顾过去的岁月，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诚实而辛勤地劳动着，不停顿地思考着，向更高的目标追求着，使我得以对人民做出了一些有用的事。但是，作为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专家，至今未能根本改变其技术落后的局面，我是有愧的。我很喜欢一位伟大先哲的话：有幸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我将以此自勉。
现在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只要坚持实事求是，潜心研究，不务虚名，勇于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北航一定可以为国家培养和造就出更多的一流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陈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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