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讲座，中国古代宗教

传统文化讲座　中国古代宗教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思想信仰，又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不懂得基督教就很难对西方文化有一个全面了解的话，那么，要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懂中国古代宗教。中国古代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文学与艺术。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国的原始宗教

宗教是一种信仰崇拜超自然的神灵，并相信它能主宰自然和人类生活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虚幻的反映，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都存在着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原始宗教是原始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在人类整个上古时代的漫长岁月中，既是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又是人们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它既在原始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又对人类早期文明的维持和推进具有重大价值。

（一）中国原始宗教的产生

人类的远古阶段并没有宗教，因为那时生产力水平极低，生产范围极其狭窄，人们思维简单，知识贫乏，只能被动地顺应自然。从考古发掘和对近存原始部落的考察，原始宗教产生于生产力和人类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旧石器时代后期，一般在2万至10余万年之前。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宗教遗迹是距今18000年的“山顶洞人”留下的。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的下室，考古家发现了山顶洞人埋葬的遗迹：山顶洞人尸骨周围撒有含赤铁矿的红色粉末，并有燧石器和钻孔兽齿、石珠、骨坠等随葬品。民俗学资料和近代尚处于原始阶段的氏族部落实况证明，红颜色表示鲜血，而血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奋身之所，人死血枯，撒放红色粉末和随葬品是希望死者在另外的世界中复活，过着人世间一样的生活。由此可见他们已有了原始宗教的观念。

原始宗教是人类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受自然沉重的压迫，把自然力和自然物神化的结果。原始人类在和自然界严峻的斗争中，面对变幻莫测、庞大而神秘的世界每天都会遇到许多突如其来不可理解的现象，如雷电、风雨、做梦、疾病和死亡等。由于对这些情况没有正确的认识，从而产生恐惧、惊慌和神秘感觉，认为世上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宰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便把自然物、自然力人格化作为神灵膜拜，并企图通过祈祷、祭祀等以求消灾降福。这种观念的产生，一方面需要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原始人类的认识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赋予某些自然物人格和个性。同时，某些自然物的形象给人类的感觉具有与人近似的地方，或因其形态特异，引起了人们的幻想，以及原始人对自身的精神和肉体活动的关系无知，这也是产生神灵的认识根源。有了神灵观念，以自然崇拜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宗教便应运而生。

（二）中国原始宗教的形式和特点

原始人类的基本着眼点是食物、繁殖和死亡，由此形成一系列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崇拜和习俗。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随着人类改造自然和认识自然能力的提高，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种种不同的形式，大致有：大自然崇拜、灵物和偶像崇拜、动植物崇拜、鬼魂和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以及巫术魔法等。

1.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把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神化为崇拜的对象，把诸如日月星辰、风云雪雨乃至名山大川等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以祈求它的保护和赐福。在中国传统宗教的各种自然崇拜中，当推日神崇拜为最盛，日神曾被尊为“百神之王”。这与太阳对人类生活有着直接和强大的影响有关。太阳每天东出西没，光芒万丈，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但它也非一味赐福于人类，三伏酷暑的烈日常常使人炽热难熬，长年久旱，如火的骄阳更晒得大地生烟。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原始人，既需要太阳的恩赐，又对其变化感到神秘莫测和无可奈何，渐渐地把它作为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匍匐于它的脚下，对它顶礼膜拜。这样，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太阳，就成为人类最先崇拜的对象。

除了日神崇拜外，中国古代也颇盛行对月神、水神等的崇拜。总之，古人对于自然神的崇拜，不论是日神、月神，还是星神、云神、风神、雨神、山神、地神、河神、树神崇拜，几乎所有主要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都曾经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被当作一种人格化的超自然存在而受到崇拜。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说明中国人把这种自然崇拜一直延续到近代。

2.灵物崇拜

灵物崇拜是相信一些很平凡的东西上可以附着一种魔力，这些东西对人可以起一定的护佑作用，人们将它作为护身符加以珍爱，时时佩戴在身上。

3.灵魂崇拜

灵魂崇拜是相信在人身上存在着某种纯粹的精神实体——灵魂，它可以和肉体相结合，主宰肉体的活动，也可以脱离肉体而单独存在。人死后，会骨消肉烂，但灵魂却永远不朽，而且对活人还会有一定的影响。

4.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同人们对氏族祖先的追寻相结合的产物。图腾是印第安语totem的音译，其原意是有血缘关系的人的一种标志。原始部落中的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是某种动物或植物，把它神化为部落的图腾、保护神。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图腾是吸收了蛇、兽、鱼等多种动物的形象特征融合而成的一种图腾，它可能反映了一些氏族结合、同化的过程。可以说，龙图腾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具有融合性的特征。

5.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中国原始先民中影响最久远的崇拜形式。原始人相信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前辈死了以后，其灵魂对自己的生活或赐福或降灾，仍然有一定的影响。由图腾崇拜转变为祖先崇拜是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以后出现的。父权制和私有财产的出现，需要确立和巩固父系血统关系，以保证财产继承权，这就使崇拜男性祖先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6.英雄崇拜

祖先崇拜的一个重要产物，是关于英雄祖先神话的出现。英雄崇拜是把真实存在或者幻想出来的历史人物加以神化作为崇拜的对象。中国原始英雄崇拜的对象主要有两类，其一是部落首领，如炎帝、颛顼、尧、舜等；其二是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发明者，如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

此外，中国原始宗教的崇拜形式还有鬼魂崇拜、偶像崇拜、巫术等等。

像其他民族的原始宗教一样，中国的原始宗教也是自然宗教，它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反映，崇拜的对象是自然物或者自然力。原始宗教的崇拜对象同原始人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愈是古老的文化，愈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这片广袤的土地，地理环境相当复杂，高山大海丘陵平原无一不有，使得中国先民的原始宗教具有显明的地方特色。他们居山拜山，临海祭海。鄂伦春人以熊为图腾，而傈族人则以竹为图腾。中国的原始宗教呈现着极为复杂的表现形态，崇拜的对象五花八门、林林总总。民族的融合使宗教信仰更加复杂化。中国的龙崇拜、麒麟崇拜等都是多种图腾崇拜相融合的结果。

中国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的远古文明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中国的远古文化是典型的内陆文化，大陆文明在原始宗教中有突出表现。大陆文明决定了中国先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运作方式，农业文明又决定了中国先民的原始宗教集中在对日、月、山川、风雨、雷电、大地等这样一些对农业生产有明显影响的自然现象上。农业耕作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进行的，家庭在生产中的重要位置，导致了它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因此，祖先崇拜在中国原始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而且源远流长。由于农业耕作抵抗天灾人祸的能力很弱，所以人们渴望英雄人物的护佑，从而使英雄崇拜在中国原始宗教中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三）从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的演变

在中国原始宗教中，不管何种崇拜形式，其崇拜的思想基础都是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这些观念是支持人们崇拜各种事物的基本力量。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灵魂、鬼神等观念逐渐发展成为对天、上帝等至上神的崇拜，原来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开始向人为宗教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宗教神学观念也开始逐步形成。

1.灵魂观念的起源与发展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很低，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界和人们自身的生理结构都不能正确认识，因而形成灵魂不灭和鬼神观念。在原始人看来，做梦时人的灵魂可以暂时离开身体而到处游荡，在死后灵魂就永远离开身体到另一个世界过着与生前大致一样的生活。

如前所述，早在距今两万年以前的山顶洞人就已开始产生灵魂观念。山顶洞人墓葬中有随葬品，而且数量都大致一样。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认为，在世上氏族成员过着简单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中也当然如此。

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生前残酷地奴役广大奴隶，死后还要众多奴隶殉葬。在他们的意识中，死后也要依靠剥削奴隶继续作威作福。例如，在河南安阳殷墟西北的武官村、侯家庄和西北冈，曾挖出11座巨大的商代王陵和1200多座奴隶殉坑。不仅如此，商代以后，这种杀殉做法一直沿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这些史实说明，灵魂观念是与人们所处的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密切相应的。在原始社会，人们认为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也过着与他们一样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公社制生活。而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认为灵魂也分成不同的阶级和等级，有的役使众多奴隶，享受富贵，有的则是被人驱使宰割的奴隶。人的灵魂观念虽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人头脑中的虚幻反映，但与人们当时的社会观念大体上是一致的。

相信灵魂不灭，才产生了鬼神观念。如前所述，古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这个不灭的灵魂，也就是鬼。据《礼记?祭义》记载：“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汉代郑玄注：“鬼之言归也。”人们对死者进行埋葬和按时进行祭祀，就是为了使死者的灵魂得到安定的归宿。

所谓“神”和“鬼”，没有严格的界限。古人一般认为神鬼有尊卑之别，神住天上，而鬼游荡世间。从先秦到西汉的一些资料看，当时的人们是把一般人死后的灵魂称之为“鬼”，而对于一些原始公社制社会的著名部落首领（传说人物）和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因为他们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死后便被称之为“神”。例如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伏羲、神农、女娲；五帝——黄帝、帝喾、颛顼、尧、舜，原来都是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因为有伟大功劳，给人民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利益，死后被尊为神。

此外，由于人们不能正确认识自然界，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人们把灵魂观念扩大到自然界，认为万物与人一样，都有灵魂。于是认为，日月星辰、山川湖海、风雨雷电等等，都有神灵。在社会上出现统一的君主以后，便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在一切精灵之上还有最高的至上神“帝”、“上帝”或“天”。

　　2.三代秦汉时期对至上神——上帝、天的崇拜

在原始公社制社会，氏族是社会的基层单位，由几个氏族组成部落，由几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在宗教上是多神信仰。随着氏族、部落的兼并组合，宗教信仰也日趋统一，一些强大氏族所崇奉的神变成部落神，部落神变为部落联盟的神。进入阶级社会，随着国家的形成，便形成统一的全能的至上神。

据甲骨卜辞可以看出，商代统治阶级认为在天上存在着主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至上神，它有人格和意志，称之为“帝”或“上帝”。这个“帝”或“上帝”在不少场合就是商族的祖先神，即原商部落的祖先神帝喾或帝俊。在《尚书，盘庚篇》中，商王盘庚既称这个至上神为“上帝”，也称为“天”。商王以上承天命自任。把对社会的统治和行政措施说成是秉承上帝的意志。在商王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的过程中，曾受到守旧贵族的激烈反对，盘庚借助“天”、“上帝”的名义对这些人进行说服，他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尚书?盘庚上》）到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时，自恃有天命保佑，荒淫无度，政治腐败，最后被周武王推翻。

周朝统治者鉴于商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虽然在思想上继承商代的天帝观念，但认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如果违背天的意志，“皇天上帝”就连它的“元子”（如殷）也会抛弃（《尚书?召诰》）。他们认为民心向背不可忽视，天命和民众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天的意志往往通过民众表现出来。因此，周统治者提出顺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张对人民实行比较宽容的统治政策，认为这样才会得到上帝的保护，使统治巩固。西周王朝这种敬德保民思想，对于周初实行重农慎刑，发展农业生产的社会政策有很大影响。

天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兴起，“上帝”开始成为封建王权在天上的影子。秦、汉都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它们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对后代封建社会有深远影响，同样，这个时期的宗教观念也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天帝观念开始出现新的形式，主要是对“五帝”的崇拜和祭天制度。这种天帝观念经西汉董仲舒的发挥，形成了系统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宗教理论日渐成熟，这既为传统宗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又为外来宗教的生存培育了环境。

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发展历程

原始宗教并不是一种成熟的宗教，各种信仰与崇拜没有固定的教义与理论。只有到了汉代，才形成了以尊奉天帝为中心内容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理论，并存在相应的宗教习俗。严格意义上成熟的宗教的雏形，在这个时期才初步出现。虽然这些称之为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未尝不可，但学术界大多不这样说。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的传统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以及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唐朝传入而在元以后有较大发展的伊斯兰教。中国传统宗教在历史上有一个产生、发展到衰落的过程。

（一）佛陀的东来与道教的创立

佛教不是中国本土宗教，它起源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不断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宗教观念相适应，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道教是中国另一个主要的民族宗教，它关注现实社会，追求长生不老，曾得到众多封建统治者的信奉，至今在我国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这两大宗教是中国古代的主要宗教。

1.佛教的产生与传播

　　（1）佛教的创始及教义

佛教的创始人为释迦牟尼，释迦是种族名，牟尼是尊称，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的原名乔答摩?悉达多，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约与我国古代大思想家孔子同一个时代。乔答摩?悉达多原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的王子，自小天资聪明，相貌奇伟，他的父亲饭净王希望他将来能继承王位，做一位优秀的国王，可是，王子年轻时对出家修道很着迷。相传，有一次，他驾车外出，在东、南、西三门分别碰到许多老人、死人和病人，这些人衰老、凄惨、消瘦的形象给了王子很大的刺激：人为什么有生、老、病、死，人的生存有何意义？带着这些问题，释迦牟尼开始对人生问题进行苦苦思索。古印度盛行出家修行的习俗，乔答摩?悉达多二十九岁时，不顾他父亲多次劝阻，带着五个侍从外出修行。悉达多和他的侍从苦行六年，跑了很多地方，拜访了许多名师，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长期的奔波，使悉达多疲惫不堪，多次晕倒。后来，他放弃了苦行，独自到一棵毕钵罗树下静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了七天七夜，终于对人生问题大彻大悟，成了“佛”。“佛”的意思就是智者，即觉悟到真理的人。后来，毕钵罗树也被称为菩提树，意为智慧之树。释迦牟尼成佛后，开始传教活动，他的五位侍者成了他的第一批教徒。四十五年中释迦牟尼一直活动于恒河流域，宣传他悟出的真理，奠定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并组成了传教的僧团，开创了佛教。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得的“真理”，主要是“四圣谛”，包括“苦集灭道”。所谓“谛”，即“真理”的意思，“四谛”意为“四条真理”，即佛教关于人生苦恼和摆脱苦恼的四大真理。

“苦”谛是佛教对人生的总体评价。佛教认为，人生没有安乐可言，只有痛苦。苦有八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是谓名为苦谛。“五阴”是佛教对“人”的一种特殊称谓，“五盛阴”指对人生的爱恋和追求，以此为苦，也就是以人的存在本身为苦。总之，人生在世，甚至在娘胎的时候，总离不开一个“苦”字。

“集”谛是讲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佛教认为，一切苦恼的原因是贪求欲望，称之为“爱”。之所以有贪爱的欲望，据称由于“无明”（无知、“痴”），而贪爱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瞋怒感情，进而发生争斗，带来痛苦。佛教认为，人的生命过程可以分作十二个环节，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入、受、触、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个环节互为因果，互相联系，其中无明是十二环节之首，这就是佛教中的“十二因缘说”。十二因缘的中心内容是说，人生的痛苦是“无明”所引起的，只有消除了无明，才能获得解脱。

“灭”谛是讲灭除贪爱欲望，断灭产生苦恼的根源，获得精神绝对自由。佛教称这种最高的理想境界为“涅槃”。“涅槃”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作“圆寂”、“灭度”等。这是一种超越因缘、超出三界、超出时空、超言绝象、不生不灭、圆满清净、无限妙乐的境界。这也是一个不能用概念来界说，而只有靠自己直观体认、返照亲证的神秘之境。佛教认为达到涅槃则超脱了轮回，进入极乐之境。但佛教坚决反对把涅槃理解为死亡。因为按佛教教义，死与再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死亡不过是众生从一个轮回阶位到另一个轮回阶位的转变，而涅槃的根本特点，就是超越生死轮回，这些说法使“涅槃”带上了极神秘的宗教色彩。

“道”谛是讲实现佛教最高理想境界所应遵循的途径和方法，即“八正道”。八正道即佛教徒修持的八种方法。第一，正见。指正确地认识佛理，树立正确的佛教观点。第二，正思。指对四谛等教义的正确思维，思想意识符合佛教规范。第三，正语。指语言符合佛教规范，不妄语。第四，正业。指行动符合佛教规范。第五，正命。指在佛教戒律指导下正当地生活。第六，正精进。按佛教要求正确地勤修趋向涅槃世界的道法。第七，正念。指忆念佛教之真理，不兴邪念。第八，正定。指按佛教的规定，正确地修习禅定。八正道为佛教徒的修持方法确立了原则，奠定了基础。八正道还可以归结为戒、定、慧三学，其中正语、正业、正命属于“戒”，正念、正定属于“定”，正见、正思维属于“慧”。戒、定、慧三学互相关联，通常被认为是学佛者修持的全部内容。佛教认为，只要按照八正道去做，就可以由“凡”入“圣”，由“迷”转“悟”，达到涅槃境界。

综上所述，四谛就是阐述佛教的四种真理：众生的痛苦现象、造成众生病苦的原因、解脱众生痛苦的理想境界和解脱痛苦、实现理想境界的途径。不管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多少教派，四谛都是它们的基本教义。

（2）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100年间，他的弟子们严格奉行教法，教团还比较统一。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佛教徒对教义和戒律的理解开始发生分裂，一部分人恪守释迦牟尼的原始教义，比较注重个人的解脱，而另一部分人开始把释迦牟尼神化，认为佛到处都是，它可以帮助众生净化提高，解脱成佛，这部分人的教义后来被称为“大乘佛教”。“乘”的意思是“运载”、“道路”，因这一派宣称，能运载一切众生从生死大河的此岸通向极乐世界的彼岸，故称为“大乘”。而原来教义仅注重自我解脱，不讲普渡众生，犹如一艘只能运载少数人的小船，故贬之为“小乘”。进入大乘佛教时期，印度佛教大兴，公元前三世纪，佛教分两路开始向印度邻近国家传播。一路向南传到东南亚各国及我国西南地区，以小乘佛教为主；一路北传，以大乘佛教为主，北传佛教又分两支，一支经中亚细亚（中国人称西域）传入中国北部；一支传入西藏，成为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大体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据史书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曾受大月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一带）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大概是讲佛陀生平的经）；还有一种说法是，东汉明帝曾遣人西行求佛法，西域两名高僧用白马驮着佛像、经书来到洛阳，汉明帝为他们建造了白马寺，供两位高僧居住，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家寺院。这些说法虽然不一，但都反映了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事实。

佛教传入之初，主要在上层社会流传，当时社会上正流行各种宗教迷信和神仙方术，人们也自然把它看作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以为佛有神通，变化无穷。东汉末年，安息（伊朗高原东北部）僧安世高等人来华译出大量小乘经典，其中包括介绍佛教基本教义的理论著作和指导修持禅定的禅经等。支谶是同时来华的大月氏僧人，他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传入中国内地。他所译的《般若道行品经》很快就受到人们的注意，在魏晋曾风靡一时。魏晋盛行玄学，玄学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学经典，融合儒、道，它具有高度抽象的思辨形式，注重研究现象和本体关系，而佛教般若学恰恰具有和玄学相近似的特征，因而受到士大夫的欢迎。于是，玄学家以佛教般若学说来发挥玄学的理论，佛教学者用玄学来解释般若学说，佛玄交融贯通，于两晋时期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般若学派——“六家七宗”，其中以本无宗（主张本体为空），心无宗（空心不空外境）、即色宗（万有即空）影响较大。

东晋十六国后期。战乱不断，生灵涂炭，佛教因宣传因果报应和彼岸世界的教义，受到社会普遍欢迎，发展很快，几乎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这个时期玄学与佛法得到充分协调，主要代表人物为著名僧人慧远（334－416年），他住在庐山，广交朝野名士，提出协调王权和僧团、名教与佛法的理论，既倡般若，又倡西方净土信仰，对后世净土宗的创立有直接影响。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大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如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有佛寺数百座。对佛教经典也由过去的广译到深入地研究，讲经和著述之风甚盛。围绕研究佛经的不同和理论主张的差异，出现了涅槃、成实、三论、地论、摄论、楞伽等学派。继魏晋盛行般若之后，涅槃佛性学说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竺道生（355－434年）在南朝大讲“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和“顿悟成佛”的理论，在佛教界发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南朝宋文帝和梁武帝等人都提倡这个理论。从此，般若空义和涅槃佛性理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南朝的统治者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曾四次舍身寺院，由朝廷和群臣以巨额金钱赎回。梁武帝并多次登坛讲经，从事著述。北朝虽发生过北魏太武帝（446年）和北周武帝（574年）发起的两次灭佛事件，但总的来说是积极扶植佛教的。云冈、龙门石窟的建造，大量寺院的修建就是证明。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南北朝时已形成了相当稳固的以经营土地为中心的寺院经济，并在世俗官僚制度之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为随之而来的隋唐佛教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2.道教的产生与传播

　　（1）道教产生与发展

道教产生于东汉顺帝（126－144年间在位）年间。相传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34－156年）学道于四川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内），得太上老君口授作道书24篇，创立道派。当时入道者皆须交纳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张陵被尊为张天师，故该教也被称为“天师道”。

东汉道教的另一支称为太平道，由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184年）创立于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年）。张角将传教与组织农民起义结合在一起，其队伍头缠黄巾，被称为黄巾军。黄巾起义被朝廷镇压，太平道也受到了致命打击，继而转为民间秘密信仰。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天师位，又传天师位于其子张鲁，张鲁割据汉中，创建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地区政权，使道教在这一地区获得了迅速发展。后张鲁投降曹操，被封侯，五斗米道得到官方保护。曹操为了防张鲁政权，把中原居民与汉中居民互迁，结果使五斗米道反而在中原逐渐传播并发展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不安。门阀士族在政治上非常腐朽，精神上十分空虚，许多人大讲玄学，追求长生。为了维护门阀士族的统治，一些上层道士从理论上改革民间的原始道教，将原始道教改革成了贵族道教。其代表人物是葛洪、寇谦之、陆修静和陶弘景等人。影响较大的是东晋的葛洪和北朝道士寇谦之。东晋时期，江苏句容人葛洪（283－363）著《抱朴子》，创立了金丹道派，从神仙方术角度发展了道教。北朝嵩山道士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的启示，改革“五斗米道”，创立“北天师道”，使符录仪式制度化，为道教争得了国教的地位。道教获得长足发展。

在这个时期，道教在下层民众中也拥有众多信徒。在汉中、四川一带，道教十分流行。西晋末年，道教徒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李特之子李雄攻入成都称王，拥立范长生为巫相，又拜为“天地太师”（《晋书?李雄载记》）。东晋末年孙恩、卢循曾以五斗米道为号召，在今山东南部和江浙一带领导农民起义，他们称自己的道徒为“长生人”。

南北朝时期，官方道教已经形成，道教受到统治阶级的保护和扶植，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至隋唐到明代中叶，道教教义、仪式日益完备，形成庞杂的经典体系，在组织上存在全国性的管理体制和道官系统，道教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广泛在民间流传。

（2）道教的基本信仰

道教的内容十分庞杂，究其思想渊源大致有四个方面：中国古代原始宗教中的鬼神崇拜；战国以后的神仙方术；秦、汉之际的黄老之学；老庄哲学等。道教视老子为自己的教祖，把《道德经》当作主要经典。除此以外，道教还有许多别的经书。道教经典包含着丰富的道教教义。其中有对于宇宙的看法，对于社会的认识，有关善恶、苦乐、荣辱、生死的观念以及关于知识和仪式的观点等等并且具有明显的汉民族特点。在漫长的历史上，道教的教义也有过不断的变化并且不断适应着新的社会条件。只是它的基本信仰却从未变化过。

道教的基本信仰可一言蔽之为尊道贵德，羽化登仙。

“道”是道教的根本信仰，一切教理教义都由此而衍化产生。《道德经》中着重论“道”，而神仙家们也按自己的理解解释该经的“道”，因此渊源于它们的宗教也就命名为“道教”。

道教发挥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天道思想，认为“道”不仅是宇宙的本源，而且是创生宇宙万物的动力。“道”是“虚无之亲，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道”无时不在，无处不存，超物质，超时空，先天地而生。“道”生“元气”，“元气”生天地、阴阳、四时，最后产生宇宙万物，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并由此演化出“洪元、混元、太初”宇宙生成的三个时期。谓洪元，即是“道’，也是一，或为元气，此时的宇宙混混盹盹，没有天地，也不分阴阳；以后是混元时期，即为二，此时明阳初判，天地生成；最后是太初时期，即为三，阴静阳动，五行交配，万物生成。道教又将这三个时期神化人格化加以崇拜，洪元为玉清元始天尊，混元为上清灵宝天尊，太初为太清道德天君，并为道教的最高天神和最高天境，号曰“三清”，即代表“道”。

与“道”并提的是“德”，“德”是对“道”的衍化，是“道”的法则在人类社会中落实于社会的人性、人伦、人情等方面的道德行为规范。“德言得者，谓得于道果”，道生万物，德育万物，生生不息。道教认为，“道”与“德”制约、驾驭宇宙的一切，“道德者天地之祖，天地者万物之父”（唐吴筠：《玄纲论》）。道教追求长生久视，因而其根本信仰便是尊“道”贵“德”，其修持之道务便是修道积福。功德圆满，便会“与道同久”，才能得道成仙。

道教把《道德经》中关于“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神秘主义的词句同《庄子》中关于神仙的记载加以发展和进一步宗教化，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道教认为人逆宇宙生成的方向进行修炼，就可以还归自然，与“道”合一，返本还原，达到与天地共长久的“神仙”境界。因而道教同其他宗教不同，它不是要求人们轻视人生，放弃今世，去追求死后的“天堂”，而是以贵生、乐生、成仙得道为其信仰目的。既重视来世，也重视今世；既宣扬出世思想，也注重入世。道教徒们为了实现“长生久视”，与自然同长久，过不受限制与束缚的“神仙”生活，努力探索大自然和人生的奥秘，力图寻找到能够使其“成仙”的可靠方法。为此，建立了一套宗教理论和崇拜仪式，与此同时也积极研习天文、地理、矿石、生物以及人体本身，在天文历法、医药卫生、化学冶金等方面做了不少实验，创立了一套帮助人们“成仙得道”的修炼方法和“道术”，如导引、服食、吐纳、行气、内丹、外丹、房中、胎息、辟谷等。

（二）佛道的鼎盛与宗派的确立

隋唐时期，在国家分裂了近300年以后重新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了空前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国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政策，对儒、释、道都予以扶植，佛教、道教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1.佛教的鼎盛与主要宗派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其标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的相继产生。隋唐佛教繁荣的首要原因是深得朝廷的支持。隋文帝扶植佛教，度僧建寺，造像写经，他在100多个州立舍利塔，度僧23万，建寺3000多所。他还将全国各派佛教学者集中在长安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唐代帝王尊重道教，但不禁止佛教，实行道、儒、释并重政策。唐太宗本人不信佛，但仍然奖挹佛法，既尊重佛教，又抬高道教，并支持玄奘等人翻译佛经。武则天时因曾利用佛教篡夺帝位，于是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前，并在全国造大云寺，从而进一步刺激了佛教的发展。

经过六七百年的初传、普及，佛教逐渐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经济也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一个方面。在教义理论方面，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哲学本体论、天人关系论和人性论以及宗教习俗、鬼神观念等广泛吸收，在僧团组织方面，采取了中国封建宗法观念和制度，从而形成许多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佛教宗派出现，标志着佛教已经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进程，从佛教发展史来，盛唐佛教已经达到了顶峰。

隋唐时期形成的主要佛教教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

天台宗。创始人是隋朝天台山国清寺僧人智顗（531-597年）。该宗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此宗的主要理论是“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相信世间万物乃“一念心”所生，世间万物皆空幻无实（空谛），只是假有名相而已（假谛），空假不即不离又相即相离，此乃万有本质（中谛），空假中三谛系于一心。

法相宗（唯识宗）。创始人是不畏艰辛去印度取经的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年），该宗崇奉的主要经典是《瑜伽师地论》和《成唯识论》，它宣扬的主要思想是外境非有，内识非无，万法唯识，心外无法。

华严宗。创始人是唐代僧人法藏（643－712年）。武则天亲赐法藏为“贤首国师”，该宗遂又称贤首宗。该宗崇奉的主要经典是《华严经》。该宗的主要理论是“一真法界”和“法界缘起”，将“一真法界”即真如佛性视为世界一切现象的本源，用“法界缘起”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相对主义原理来否认世界现象（法）的真实性。

净土宗。创始人是唐代僧人善导（613-681年）。该宗崇奉的主要经典是《阿弥陀经》、《往生论》。净土宗没有深奥的理论，宣扬现世是尘世秽土，而西天佛国则是净土，皈依佛法，修念佛法门，则能往生净土。后被禅宗吸收。

禅宗。是东土佛教中最具中国特色、影响最大、传播最久远的一个宗教。相传中土禅宗初祖是梵僧菩提达摩，实际创始人是唐代高僧六祖慧能（638-713年）。影响该宗的主要经典是《金刚般若经》、《涅槃经》，但历代律师皆以慧能的《坛经》为立宗经典。慧能门下，著名的有行思、怀让两系。行思一系形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宗。怀让一系形成沩仰、临济二宗。临济宗在宋代分为黄龙、杨歧二派。以上合称“五家七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临济、曹洞二宗。

隋、唐形成佛教八大宗，标志着中国佛教的鼎盛，宋明以后儒、释、道合流，佛教开始衰落，许多宗派影响渐微，只有禅宗和净土宗影响久远。

2.道教的发展与教派

唐宋时期，也是道教的炽盛时期。唐李王朝因与道教始祖李聃同姓，大力支持道教，设置道观，创办道教学校，诏定《道德经》为诸经之首，使道教取得了与儒学、佛教分庭抗礼的地位。道教信奉者空前膨胀，宫观规模宏大，遍布全国。宋代皇室也尊崇道教，称其祖赵玄朗为道教尊神，封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宋微宗自称道君皇帝，于太学置《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并自注道书。北宋道士张紫阳著《悟真篇》，从理论上将外丹与内丹学溶为一体。道教庞杂的神仙系统于宋代趋向完备。《开元道藏》等多部《道藏》的编纂，使道教理论体系日臻完善。

道教在发展中，形成众多教派，唐宋时期，道教的上清派、楼观派、金丹派等比较活跃。宋元之际，南方原有的天师道重新振作起来，易名为正一教，统一了南方各派。北方相继出现了太一、大道全真等新教派别。其中主要教派为正一道、全真道和大道教。

正一道。由天师道融合上清、灵宝两派而成，元成宗正德八年（1034年）授第38代张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正一道成为道教中符箓派总称。该派以《正一经》为立宗经典。主要宗教活动是符箓斋醮、降魔驱鬼。该派戒律宽松，道士可不居宫观而有家室，其影响主要在南方。

全真道。由王重阳（1112－1170年）创于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以道家《道德经》、佛家《船若经》、儒家《孝经》为必修经典。反对正一道重符箓，倡导三教平等合一，宣扬孝谨第一，正心诚意、少思寡欲、清静无为是修道之本。王重阳弟子丘处机受到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全真道大盛。后因全真道宣扬《老子化胡经》受到佛教攻击。全真道影响主要在北方。

大道教。由刘德仁创立于金元之际，以《道德经》为宗旨，该派道士必须出家，不重飞升化炼之术，不倡符箓，主张自食其力，重内丹，倡导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影响主要也在北方。

宋明理学兴起以后，儒、释、道逐渐合流，道教影响转入民间，官方道教开始衰落。

（三）佛、道的衰落与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传播

明清时期，道教遭到统治者的冷落而日益衰颓，理论停滞，组织涣散，但作为民间信仰仍然十分普遍。斋醮祈禳、烧香祀神、禁咒画符扶乩求签之事到处流行。

这一时期的佛教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继续流行，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不景气。思辨性较强、理论比较严密的天台宗、华严宗等已经相当式微，只有不立文字、宣扬顿悟成佛的禅宗和倡导念佛超生的净土宗影响较广。

佛、道及从波斯传入的摩尼教等在与儒学的融合中进一步世俗化、粗俗化，带着更加浓重的迷信色彩，在社会底层广泛传播，形成了明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它们与一次次的农民起义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及广大民众的思想心态产生过重大影响。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一种宗教，创始人是穆罕默德（约560-632）。唐初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至今仍在回、维吾尔、哈萨克等10个民族普遍流行，在历史上对这些民族的生活习俗、道德观念和文化艺术等有过深刻的影响。

公元1世纪初由耶稣创立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唐代传入中国，称为景教。后一度中绝，明清时期，基督教的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教派在中国开始广泛流传，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

（四）儒学的宗教功能

在中国历史上，常有儒、释、道三教之称，因此谈论、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很难回避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天”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人伦道德之本原，所谓“奉天承运”、“天命之谓性”等等，都说明“天”、“天命”、“天道”仍是儒家学说的最高范畴。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尤其是他在“天人感应”理论下把“天”进一步神化、人格化，使儒家的“天”更加宗教化了。董仲舒甚至还把世间的一切，包括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统统归结于“天”，所谓“王者法天意”，“人受命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等等，这就把先秦儒家所建立的一整套正在逐步脱离宗教的政治、伦理学说，又重新神学化、宗教化。

此外，传统儒学的宗教色彩还大量地表现在修养理论上。由于儒家把人伦道德归诸“天”，认为人的“善性”、“善端”是一种先天的秉赋，因此，一切道德修养，无非是为了发明此先天所秉赋的“善性”、“善端”。既然如此，宗教式的主观内省，就成为儒家的一种重要的修行方法。从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公冶长》），到孟子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从《中庸》的“反求诸其身”，到李翱的“复性”论，所走的都是一条通过反省内求以上达天道的道路。儒家修行方法的宗教色彩还表现在“慎独”的修行理论中。所谓“慎独”，即在只身独处、无人知晓时，也必须十分谨慎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于道德准则。这种修行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带有“上帝临汝，无二汝心”的宗教色彩。因为你在孤栖独处时，尽管他人不能看到你之所作所为，但天地鬼神是洞察幽微的，因此君子应当“慎乎其所不睹”、“慎乎其所不闻”。

儒学的宗教色彩发展到宋明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宋明时期的理学（包括心学）大量地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有关思维方法和思想内容，把佛、道二教的许多思想内在化了，建立起一个冶三教于一炉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从而使自己的学说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宋明理学深摄佛教思想，主要表现在作为其理论纲骨之“心性”学说。作为宋明理学最高范畴的“天理”、“天道”、“本心”、“良知”等，在思想内涵上，吸收了隋唐佛教的“佛性”论，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儒学化了的佛性理论。此外，从思想内容说，宋明理学家千言万语，无非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此“灭欲”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宗教禁欲主义倾向。而理学家们所极力提倡的主观内省、“主静”、“居静”、“半日读书，半日坐禅”等，更具有浓厚的宗教式面壁修行的色彩。实际上，宋明理学的宗教色彩，宋明之后的许多思想家早已说得十分明确，他们或曰理学为“儒表佛里”，或称心学为“阳儒阴释”，有人则直言没有佛学就没有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梁启超也认为理学是“儒表佛里”。凡此诸说均表明宋明理学虽不是宗教，但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一定宗教功能的政治伦理哲学。

　　三、中国传统宗教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出现的宗教，对于不同民族来说情况是不一样的。但就全局而言，特别在汉民族居住地区，自秦、汉以来宗教从未形成国教，除藏族地区外也未出现过长时期的政教合一局面。封建社会意识的主流，乃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有了它，封建统治者已足以实现思想上的统治和政治上的统一。而对于外来的或者土生土长的宗教思想来说，也就意味着只有与儒家思想相协调、相融洽、甚至相融合，才有生存的余地。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历史上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宗教的许多特点。

（一）原生宗教延续  宗法色彩浓厚

原始崇拜与氏族组织相结合，这是世界范围原始宗教的共性。当氏族社会解体，以地域区划为基础的贵族等级社会建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创生型宗教逐渐取代了原始宗教，原生型宗教随之消亡。中国则不然，私有制社会形成后，原来的氏族血族关系，演变成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早期的氏族宗教，除了龙、凤等重要图腾崇拜升华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吉祥表征和转化为灵物崇拜外，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都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进入中世纪帝制社会，中国没有遇到像希腊、埃及、波斯、印度等文明古国那样原生型宗教在中世纪发生根本转向甚至断裂并被创生型宗教取而代之的情况。相反，中国后来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继续发展和强化了原生型宗教，使之更加系统和完备。原生型的天神崇拜、皇祖崇拜、社稷崇拜与皇权紧密结合形成宗法性国家宗教。其郊社宗庙制度是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其尊天敬祖的信仰是中国全社会普遍的基础性信仰，具有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所以它又是民族宗教。这种宗教既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即祭政合一；又表现出广泛的全民性，即祭族合一。在上层，国家政权所依赖的神权就是来之于这种宗教，在中层和下层，普遍而隆重的宗教活动便是祭祖先神灵。在两千余年间，这种原生型宗教曾是中国宗教的轴心，其他宗教和外来宗教只能与它调适，不能与它敌对，否则在中国就站不住脚。事实上，道教依傍于它，佛教与它相融相摄，民间宗教和信仰更是与它相交渗，基督教也不能不迁就于它。这样，不仅原生型宗教具有浓厚的宗法性，其他在中国生存的宗教都多少带有一定的宗法色彩。

（二）多种宗教并存  融合大于纷争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共存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多样性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发展起来，并形成多元汇聚的过程和多元一体结构的。中国社会对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外来宗教，都相当宽容。各种宗教及其分支教派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正常存在和发展，相互和平共处，人们甚至可以兼信两教或三教，这种事情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如基督教认为，神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是统治宇宙万物的唯一主宰。人们只能信仰一种宗教（基督教），必须笃信一个神（上帝耶和华），其他都是异端。而汉民族则容许多种宗教并存、多种神学信仰并存。中国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一直保持了数千年之久，成为中国古代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与尊天祀祖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联系的道教保持了多神崇拜的特点。据统计，道教信奉的神至少有300种。包括元始天尊、三清诸神、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道德天尊）等尊神，彭祖、钟离权、王重阳、八仙等仙真，东岳大帝、丰都大帝等冥府之神，民间信仰的关帝神、财神、土地神、龙王、海神、河神以及各种行业神等。在南朝道士陶弘景编制的《真灵位业图》中，共列出837位神。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一般也未遭到统治者的排斥。唐代的长安一度成为亚洲各宗教荟萃交流、取经习法的中心。老百姓可以自由地崇信鬼神上帝或神仙菩萨而不受指责。中国民间宗教白莲教所信仰的神祗就包括佛教和道教所信奉的弥勒、弥陀、如来、观音、玉帝、老君等等。

中国人对外来宗教的宽容还表现在用传统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宗教，使之具有中国特色。许多外国宗教以和平方式，通过正常的文化交流途径传入中国，其中以印度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最为成功。佛教之进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主动请进来的，取经、译经活动绵延了数百年。中国人在理解、消化和改造佛学上，态度之认真、思索之深密、耗时之持久，都是相当惊人的，中国甚至把印度传入的佛教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吸收外来文化和同化外来文化同时并存，使得外来文化的进入既丰富了中国文化，又并不因此而丧失中国文化特有的本色。宗教上的多样性和宽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讲夷夏之别，也有排斥外来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各教之间也常有摩擦和纷争，但从未出现过象西方宗教战争那样的严重对立。从汉末三国时牟子在《理惑论》中提出佛道儒一致论以后，“三教合一”说一直在三教之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从唐宋直至明清千年学术发展的主流。各教之间相互吸引、融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三）政治指导宗教  皇权支配教权

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国家为君主一家一姓所有。在权力的交接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又经常以兄终弟及、先皇遗诏和皇室与大臣议立等作为辅助办法。君道至尊，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尊君的观念至深至固。在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下，一切宗教组织都必须依附于皇权，为皇权服务，绝不允许出现教权高于皇权的局面。在西欧，基督教自从被罗马帝国统治者奉为“国教”以后，便取得长期的统治地位。教权与王权长期分庭抗礼，许多国家实行政教合一，有时甚至是教权高于王权。教皇及其代表或各国的大主教俨然是各国诸侯乃至国王之上的“太上皇”。教会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教皇每年的收入竟比欧洲各国国王年收入的总和还要多。而中国的王权（皇权）则始终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君权神授的理论，使神权和王权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历代最高统治者以“天子”自居，牢牢地把最高的神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祭天地、郊上帝、祀百神、封泰山、禅梁父等宗教仪式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要求臣民绝对服从自己，遵守封建伦理纲常，并认为这就是“天命”、“天理”。

早期道教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太平道、五斗米道都因成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而遭到打击和禁止。后经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的改革，“清理道教，除去三张伪法”（《魏书?释老志》），使之“专以礼度为首”，成了为皇权服务的官方宗教。在取得统治阶级的支持后，道教才得以迅速发展。

外来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很快便认识到：中国强大的王权绝不容许宗教权力超越其上，要在中国立足并取得发展，必须服从皇权，以取得统治者的支持。正如东晋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道安传》）从东晋到唐初，曾经发生过“沙门敬不敬王者”、“沙门应不应该拜俗”的争辩，最后都以王权的胜利告终。僧众要求治外法权，也遭到失败。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凡遇到与封建纲常伦理有冲突的，都要回避或改译，甚至修改经文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这样，佛教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才在中国获得发展。当佛教发展对统治阶级的利益构成威胁时，便发生了“灭佛”事件。如唐武宗时，曾一度灭佛（公元845年），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命僧尼还俗。据《资治通鉴》248卷记载，当时被毁寺院达4600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僧尼还俗的达26万多人，没收的寺院土地达数十万顷，查出奴婢15万人。但武宗以后，佛教很快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王权对教权的控制，使社会结构稳定有序，减少了社会动荡，并保证汉文化的特色得以长久保持。

（四）立足人间现实  关注世俗社会

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超世性，即引导人们超脱现实的烦恼和痛苦，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来生来世的天堂佛国。基督教教人忍受一切苦难，等待神派来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为人赎罪，以求得死后的永生。佛教宣传万物性空，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要求人们通过积德行善，自我净化，达到一种绝对安静，永生常乐的涅槃境界。伊斯兰教要求人们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死后复活及末日审判，信一切皆由安拉前定，也是主张脱离尘世的。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宗教则对现世的实际生活结合得较为紧密，表现了较多的政治性和伦理性。

中国传统宗教向来就有强烈的现实性品格，先民们崇拜神灵，主要不是为了精神解脱，而是为了消灾免祸、治病去邪、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主要求请神灵帮助解决民生问题，功利性极强。祭拜天地、社稷、山川、日月、风雨、雷电诸神，最重要的目的是求得风调雨顺，保证农业获得丰收，这是农业祭祀的特点。历代皇帝把祈谷、雩雨作为大祭，表示了对农业的高度重视。政治家和思想家之所以看重宗教，是由于宗教有推进道德教化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功用，这就是所谓的“神道设教”。不特别重视彼岸世界的情状和个人心灵的解脱。于是传统宗教渐渐融于社会礼俗、融于政治制度和教育系统。儒、佛、道三教在政治统治者眼里首先都是教化的手段，其次才是个人的信仰。

在人文主义精神传统的强大影响下，佛教和道教也显示出世俗性的层面。印度佛教本来带有浓重的悲观厌世色彩，否定现实人生的真实和价值，要人们抛弃尘世生活，出家修道，在涅槃境界中获得解脱。其基本教义主张无君无父，不敬王者，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的礼法道德约束。但传到中国以后，很快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入乡随俗，对人间现实问题日益关注。许多僧人都主张“拜王者，报父母”，表示佛教可以“助王化于治道”，“沙门宜应尽礼”。有的把皇帝看成活佛、活菩萨，为封建王朝出谋划策、祈祷国运。有的将佛教的“五戒”与“五常”相比附，表示拥护儒家的孝道。自后秦建立僧官制度以后，不少佛教头目有了官阶，领取官俸，直接成了政府的官员。禅宗对佛教进行改革后，成为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公然提倡忠孝，废除天竺戒律，把禅的修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宣传“自心即佛”，顿悟成佛，把佛国搬到了世俗社会。主张不离人伦日用而修行，在现实生活之中求解脱，遂形成人间佛教的传统。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就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生动反映。道教重生恶死，其基本信仰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与追求死后幸福的佛教、基督教存在明显区别。它的成仙目标正是要把现实人生的幸福延之永久，因而道教特别重视医术，包括养生法，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加珍贵眼前的自我生命保护。道教所称神仙所居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不在虚无飘缈的天上，而在自然界的名山胜景之中。道教的许多神仙，如“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的灶神，守护土地，保佑农业丰收、生活富足的土地爷，能驱魔鬼、镇妖气的钟馗等，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联系。有的神仙，如张良、华陀、关圣帝君、二郎神等，则直接由历史人物演化而来。

（五）理论色彩不浓  组织不甚严密

基督教具有完备而系统的理论体系，通过对人与神、灵魂与肉体、天堂与地狱、生与死、善与恶等各对范畴的论述，建立了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神学观、生死观和伦理观，因而带有更多的理性宗教的色彩。中国的道教则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宗教中的巫术、神仙方术等粗俗的内容，信仰的神仙众多庞杂，缺少严密的理论论证，实用性、随意性较强而理论色彩不浓，其中掺杂着大量封建迷信的成份。印度佛教原来思辨性较强。传到中国以后，理论比较严密的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等相继衰落，只有不立文字、不重诵经，只求“心传”、“顿悟”的禅宗以及只要求反复念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最为流行。中国民间宗教没有本教特定的教主、经典、教义与戒律，各教派的宗教信仰差不多都是广泛吸收儒、释、道、摩尼等许多宗教与学派的思想营养，加以综合、融汇的产物，其粗俗性则更为明显。

基督教有严密的教会组织，有庞大的宗教机关和教堂、修道院、神学院等，天主教则进而建立了世界性的组织机构，由罗马教皇统一领导。在古代中国，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各教派以及各寺院、道观之间并没有多少组织上的联系。

总之，以佛、道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与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宗教自产生以来，就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发生过深刻影响。作为宗教，它的消极方面自然不能低估，但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方面。我们对待宗教，既不能全盘否定，亦不能全盘照搬，应当在批判宗教的历史局限性的同时，肯定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并吸取其思想精华，使之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得到继承创新，并在推动人类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