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总比活着好

在去匈牙利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少得可怜，能跟匈牙利挂上钩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小时候常在政治报告里听到的“纳吉事件”，另一个则是英雄诗人裴多菲。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恐怕凡是读过些书的中国人都会背诵裴多菲的这首诗的。诗人于1823年1月1日写这首诗时恰是他的24岁生日，而译者白莽译这首诗的时候年仅20岁。

——[匈牙利]桑多尔.裴多菲

1931年2月7日深夜，5位左联的青年作家和其他18位志士一起，手被相互铐锁着，被枪杀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一片荒场上，刚满22岁的白莽就在其中。

白莽18岁进同济大学学习，精通英文、德文。两年后辍学从事“青工运动”，几次被捕，几被枪决。白莽对裴多菲甚为推崇，1929年，他在他译的《裴多菲传》前面写道：“这篇文字是讲述一个出于美丽的国家匈牙利的诗人和勇士的。他的一生充满着天才的苦斗，不幸、失意的恋爱和勇敢的战争。”他曾把《自由，爱情》诗简译成“爱比生命更可宝贵，但为自由尽该抛！”并连同《裴多菲传》寄给鲁迅先生编辑的《奔流》杂志，先生去信要诗的原文，邮寄不便，白莽便亲自将德文版的《裴多菲诗集》送去。白莽牺牲后两年，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说到白莽：“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裴多菲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

这就是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自由，爱情》的中文译稿，慷慨豪迈、脍炙人口，丝毫不见翻译痕迹，姿质天成，恰好表现了他献身革命的情怀，他曾要姐姐把这诗绣在枕头上。

鲁迅是将裴多菲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他写过《裴多菲传》，译过裴多菲的诗，并称他为“诗人和英雄”。早在1916年，鲁迅就把裴多菲同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等大诗人并列在一起，介绍给中国读者。他称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鲁迅年轻时曾托人从德国买来裴多菲散文集和诗集的德译本，打算译成中文。认识白莽后，他将珍藏多年的两本书托柔石送给白莽，算是给书寻着了一个好着落。先生亲自译过裴多菲七首诗，在文章中称他“桀骜英雄”。在将近三十多年间，鲁迅经常记起的外国诗人只有裴多菲一人；他译了诗作的也只有裴多菲的诗。白莽译的这首《自由，爱情》诗也因先生的传播不胫而走，被世人传诵。

如果你在匈牙利生活一段时间，就能发现：这里的每个城镇乡村都有以“裴多菲”命名的街道、广场、剧院或小区，每个人都能背几首裴多菲诗。每年的3月15日，是匈牙利人纪念1848年独立革命的国庆日，当地人称之为“裴多菲节”。

2000年春天，匈牙利媒体曾经风传过一则让人担忧的新闻：一位文史学家声称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落里发现了裴多菲的坟墓和遗骨，墓碑上的死亡日期要比历史上记载的“在战役中失踪”的日期晚二十几年！换句话说：诗人确在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恶战中失踪，但有可能并没有牺牲……

喜欢起哄的美国科学家闻风而动，立即向匈牙利政府索要诗人后代的基因资料，愿意代做科学验证，但是遭到了匈方拒绝。原因很简单：裴多菲在今天不单单是一位历史人物，更是匈牙利民族的精神化身。因此，没有一个匈牙利人愿意冒哪怕万分之一的风险将神话打破。

换句话说：匈牙利人希望裴多菲“早死”，担心他被证实“幸存”。因为在他们的感情中，诗人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英雄嘛，死了总比活着好———事实上，裴多菲并不是惟一的特例。

附：裴多菲(匈牙利)我愿意是激流

我愿意是激流\是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在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愿意是荒林\在河流两岸\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只小鸟\在我稠密的树枝间\作窠　鸣叫

我愿意是废墟\在峻峭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春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得攀援上升

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风雨的打击\只要我的爱人

是可爱的火焰\在我的炉子里愉快地\缓缓闪现

我愿意是云朵\是灰色的破旗\在广漠的空中懒懒地飘来荡去\只要我的爱人

是珊瑚似的夕阳\傍着我苍白的脸\显出鲜艳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