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诞生已近百年，成绩堪称辉煌，贡献可谓巨大，这是首先必须肯定的。但是，新诗形式至今仍然不太成熟。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致陈毅》)。一些诗人论者往往不大认同此说。其实，“迄无成功”决非否定新诗，因为毛泽东还说过新诗成绩“不能低估”，这里只是说新诗形式还不十分完美，需要诗人继续创造。而且，这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看法。著名老诗人肖三在《论诗歌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早就说过：新诗还未成形，“绝对自由”，把诗弄得毫无章法。诗坛事实，大体如此。
不过，对于我国现代的诗歌形式，诗界同仁从来不曾停止过尝试与研究。而且，可以说，从新诗诞生之初，以迄如今，这种形式探索一直都在进行，孜孜石乞石乞，从未间断。诗人学者一代接一代，代代无穷已。在这长长的队列、久久的探索之中，就有我的同乡诗人张星海同志。我为此而感到分外自豪与骄傲。
张星海的诗作，深得著名老诗人、诗论家贺敬之同志的赞赏。1995年10月12日，贺老在读到他的诗集《诗苑留影》后，复信说：“我喜欢你这些诗。它们使我对恢复并发展马克思主义诗学观和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信心又增加了新的例证。”(《贺敬之谈诗》)贺老就其创作总体而言，主要是从星海诗作的思想内容和创作道路上说的，当然也包括其艺术形式。贺老的评价，准确而又到位，无须我再重复。我只想谈一点：星海对诗歌形式的不懈探索。
披阅《红尘留白》，读者自会看到，星海诗的形式，犹如繁花著锦，五彩缤纷，让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约略说来，他的诗作，多为篇无定节、节无定句、句无定字的自由体；这与人们习见的自由诗并无太大区别。但他踵武前贤，尤其是诗坛名家“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等人，坚持进行格律体新诗的创作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是可喜可贺的。例如，四行体微型诗《拱桥》、《火炬三题》等，似可称之为新诗中的“绝句”。仿民歌《隔河》：“隔河望见妹担水，劲盈宛如燕子飞。若飞干脆飞过河，盘旋对岸瞎晃谁？”纯用口语，“晃”属东北方言，意谓招惹、挑逗。四句诗颇富民歌意味与风趣。民歌体诗《冬韵》、《夜幕深处》等，属于信天游式的两行诗体。六行体小诗《你的眼睛》、《迎送》等，或两行一节，计有三节；或三行一节，计有两节。诗坛似乎并不多见。八行体诗《月下》(两行一节，计四节)、《明眸》(四行一节，计两节)等，此体最早见于著名老诗人沙鸥，人称“沙八行”，公刘等人实验过，星海亦做尝试。赋体诗《母校门前放歌》、《长明灯》、《无字碑》等，赋陈其事而直言之，意到笔随，泉涌水泻，不可遏止。旧体诗中的新古体诗，星海创作较多，情见乎词，不受平仄粘对的严律束缚，但亦有律，即贺老称之为“宽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诗的形式丰富多彩，既可避免单调乏味、卷终如卷初，又能进行多种实验，以便比较抉择、摘优而从。
从中不难发现，星海诗作较多地吸收了我国民歌和古典诗歌的精华，学习了西方诗歌和革命新诗的长处，同时加进了自己的创造。接近鲁迅先生对诗的形式要求：“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致蔡斐君信》)实践证明，这类形式与诗风较受读者欢迎，易为民众喜闻乐见。
当然，是否是诗与诗之优劣，主要不在形式，而在写出浓郁的诗味、深邃的意境，创造出鲜活的意象、独特的个性。但是，形式也有反作用，直接影响到内容的完美表达与诗作的广泛传播。广大读者对诗歌现状不满，就与新诗脱离传统、过于软化不无关系。
星海的创作实践，给我们以有益的多种启示：诗歌艺术的形式探索，切忌陷于妄目与偏执一端，不能偏嗜偏废，更不能猎奇求怪，而应有所遵循，必须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力求达到新诗民族化、诗词现代化，那就是永远不离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艺术趣味和审美习惯。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借鉴西方艺术经验，继承新诗革命传统，创造符合汉语发展规律的诗家语，即“精炼、大致相同的韵、大体整齐”的“一套”“新体诗歌”。探索就是创新，既不能原地踏步———重复自己，也不能磨道转圈———重复他人，因为那都是停滞不前。探索未有穷期，诗人应当坚持下去！(丁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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