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新诗与自然的关系之前，似乎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简单的界定。
对前者的解释似乎并不会存在歧义。所谓新诗，是与中国古典诗歌相对应的中国现代诗，即新文化运动以来出现的用现代汉语进行创作的诗体。在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
新诗概念的提出显然是针对中国的传统诗歌而言的。这个“新”，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观念上的更新，也不仅仅是创作方法和风格上的创新，而是诗歌乃至更大领域内的一次革命。它有着更为广阔的背景，而且是在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决裂的口号和实践下进行的。①
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未免有些过于乐观，更多带有一种理想化的成分，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首先，新诗在诗体、形式乃至手法上对西方诗歌进行了借鉴或者说借用，但更多体现在外在形态上，而不是内在机制中，在对诗歌的现代性的追寻上似乎也是刚刚有所领悟。由于新诗的传统并不丰厚，又与古典诗歌进行了决裂，在摒弃陈旧的诗歌观念的同时也放弃了一些好的做法，如这里将要提到的与自然的关系。关于自然，当是指作为存在范畴的自然界，其中有广义的狭义之分，要点在于是否包括人类社会。而人们又通常把经过人类的活动而改变的自然称为第二自然或人化自然。后一种区别也许更为必要，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接触到的自然更多属于后者，而中国古代诗人对自然的喜爱和抒写也更多限于后者。
如果我们今天谈到的不仅仅是新诗，而是包含了中国古典诗歌在内的所有诗歌，那么我们也许会有更多的话题。中国古代诗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篇的第一首诗就用“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来加以比兴。当我们阅读这部诗歌总集，同样会对里面提到的众多植物感到陌生难解，如卷耳，如芣莒，如荇如葛，以致最后有人弄出一本《诗经植物图鉴》②的书来帮助读者更好地领略其中的植物。《诗经》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句子也大多与这些自然物相关，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其实提到的这些植物也并非珍贵名贵，在今天的乡村仍然可以见到，更是我们童年时所熟悉的，只是离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这些植物在《诗经》中并非全然用来抒情，也是日常生活的写照，在里面就屡屡提到采蘩采蘋，采苓采薇。试想离开了这些，《诗经》就不再是《诗经》了。
同样应该提到的还应有谢灵运和谢眺。他们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有的山水诗传统。陶渊明的贡献也许更大，他不满当时黑暗的现实，却没有避居山林，而是回到家乡从事耕作，抒写人们熟悉的田园景物，开了后来田园诗的先河。他笔下的自然是人工化了的自然，但他的写作由此显得更为自然。
西方诗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纵观西方诗歌，以自然作为题材的诗歌比比皆是，而更多的诗人也无疑把自然作为精神的栖息地。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华滋华斯。他在一首诗中写到自然用它美好的事物，通过我(诗人)联系人们的灵魂。他主张成人要向孩子学习，甚至把孩子看做父亲，从而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③这所谓的赤子之心，简单说就是体现为对自然的热爱。即使是描写英雄传奇的荷马史诗，在双方交战的刀光剑影中也不忘提及自然意象。当特洛伊将领格劳科斯在和希腊将领狄奥墨德斯交战前互相喊话，狄奥墨德斯问起格劳科斯的家世，格劳科斯说了这样一番话：
豪迈的狄奥墨德斯，你何必问我的家世？
正如树叶荣枯，人类的世代也如此，秋风将枯叶撒落一地，春天来到林中又会滋发许多新的绿叶，人类也是如此，一代出生一代凋谢。④用秋风枯叶来比喻人类的世代，当是荷马的一个创举。这样的比喻不仅贴切，更具有一种悲剧感。荷马的另一部史诗《奥德赛》更加富有传奇色彩，奥德修斯在返回家乡的途中受到海神波塞冬的阻挠，历尽艰辛，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人与自然关系残酷抗争的一面。里面的神巫巨人大可以看成是自然的拟人化。（张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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