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当我在南太平洋岛国塔希提首都帕佩特时，手头非常拮据，我以每月3美元的价钱租了一所离城约3.5公里的房子。虽只有一间房子，四周却有两英亩肥沃的土地。我决定搞个菜园。
然而种菜的经历令人失望。无数的小红蚂蚁搬走了大部分种子，剩下的好不容易冒出点绿色，又被螃蟹吃光了。但我决心再试一次。于是又向美国邮购了1美元的种子。不过，当我清除杂草时，发现蚂蚁和螃蟹早已在等候了———看来我只好靠写作维持生计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除去生锈的打字机上的污垢时，住在附近的一名叫霍浦生的中国人驱车经过。我知道他有个菜园子，便叫住他，把种子给了他，并告诉他每个小包里包的是什么种子：莴苣、扁豆、南瓜、西红柿、玉米。他咕哝地问道：“多少钱？”
“不要钱，”我回答，“就算我送你的礼物。”他的一双黑眼睛闪着光，但没用其他方式流露出感情———中国人总不习惯于拥抱之类的礼节。
我立刻忘掉了霍浦生，因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个问题，在我能写出一篇文章或小说并把它卖出去之前，如何用128法郎———约合5美元———生存下去。即使文稿寄到美国后立即发表，在至少3个月内，我没有得到支票的希望。
3天后，我正在搜肠刮肚地写一篇文章，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来人是霍浦生，他带来了三个西瓜、一瓶酒、一篮子鸡蛋和一只母鸡。“一点小意思。”他说，说罢就匆匆地走了。
他慷慨的礼物无异于救命之物。我立即计划美美地吃一顿鸡肉，可转念一想，又把鸡拴到院子里的木桩上，用食物喂它。
从新西兰去美国每月一次的轮船应于次日清晨抵达帕佩特。为了省钱，我决心亲自步行把文稿送到船上。天快亮的时候，我到了帕佩特，这时轮船正在进港。我默默地祈祷了一番，把那宝贵的包裹寄了出去。这时，一位秃顶、矮胖的中国人过来问我：“你认识霍浦生吗？”
这个人说他叫李胖子，是霍浦生的朋友，在帕佩特开了家商店。霍浦生曾写信告诉了他种子的事。我早晨坐公共汽车走后，李胖子便走了。然而我到家下车时，司机交给我一只箱子。打开一看，里面装有巧克力、坚果、一瓶酒和两件丝绸睡衣，还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霍尔先生，这是给你的，李胖子。”
这段时间里，我专心致志地养鸡、写作，差点忘了李胖子的礼物，直到有一天房东和他的孩子们来串门，我便和他们分享了那瓶酒，把李胖子送的巧克力拿给孩子们吃。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门廊上发现了一些香蕉和橘子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缺过水果和鱼，全是房东送来的。这得归功于霍浦生。
如今霍浦生的园子丰收在望，他既是一位园丁也是一位面包师，因此每周4次他总在我门前留下一个松脆的面包或馅饼———无论我说什么都不能减少他对那包种子的感激。
在我第三次去城里取邮件时，那位女职员说没有我的邮件。我刚要走，她却又问了一次我的名字，并说：“有你的信，欠邮资50生丁。”付完这笔邮资，我只剩下一枚25生丁的硬币。幸运地是信封里有一张500美元的支票———我的稿子被采用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我可以回美国去了。临走那天，霍浦生和李胖子为我送行，送别的礼物是一篮子西红柿和10个玉米———用我送他的种子种出来的第一批果实。
在船上，我请服务员把玉米煮了作为我的午餐。饭桌上惟一一位同伴又高又瘦，他连头也没点就一下坐下了。从他看菜单的表情，我判断他是对食物方面特别挑剔的人。这时，冒着热气的玉米端了上来，他惊讶地瞧着，然后便毫不客气地吃起玉米来。吃完第三个，他又伸手去拿另一个，说道：“服务员，这些玉米是从哪儿来的？菜单上没有啊。”
“它是您对面那位先生的一份礼物。”他很快扫了我一眼，“那就请接受我的谢意吧，先生。”他说。我离开时他还在吃玉米。
半小时后在甲板上，他朝我走了过来。“年轻人，那玉米真好吃，”他说，“我吃了6个！要知道，我的胃不好，玉米是吃了不至于胃痛的少数几样食品之一。你是怎样得到的？”
我向他谈了美丽的塔希提岛和岛上的居民。他非常感兴趣，问我想没想过把这些写下来。我解释说写作是我的职业。于是他看了我6篇短文，然后问：“4篇不错。你要多少钱？我忘了告诉你，我是美国一家报社的经理。”
我想问这4篇短文一共要100美元是否太多，他却先开口说：“每篇给你150美元，而且我想请你去报社工作，满意吗？”我承认，这太令人满意了———的确如此。送人一包种子作礼物所带来的一连串好运气恐怕是难以估价的。而这一切都来自一包价格仅一美元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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