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从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以后干什么。轮到写”我的理想”这类-想象作文题目的时候，想想哪个行当好写就写哪行，比如我就常常写当农民，因为一年有四季，田里景色多变换，描写夹进去，容易凑够老师要求的数字。
我父亲是戎马一生的军人，家里的书虽多，却没有多少文学藏书，多是军事文献和马列全集。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完了当时所出的全部”星火燎原”，以至父亲同别人讲到某次战役的时候，我也可以搭上腔，说上一句”红军要是过草地的时候把青稞炒熟了，没准可以少死几个人”之类很大人气的话。我记得在我家，大人说话孩子插嘴是大逆不道的事。但那一次父亲听了我的话，破例没有斥责我，只是很异样地看了我一眼。
我家书架上有平整得如同砖头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我坚信我父亲在兴致勃勃地买了它们之后，从没能坚持把它们读完。我听他不只一次地说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事，用得着写那么多篇幅吗？太繁琐！
我大约在九岁到十岁的时候，读完了《红楼梦》。许多字不认识，比如一直把袭人的”袭”字读作”聋”人，而且还自以为是地感觉贾宝玉的这个大丫环一定是听力不好，完全没注意到文中关于”花气袭人”的典故。
我小时候-想象作文成绩不错，老师不止一次地给过我”５＋”的分数。我的主要诀窍是尽量写得好玩点。比如老师出了个-想象作文题”一次谈话”，一般的同学写的都是家长和自己谈了一次话，批评或是鼓励了自己。高明些的就写同学之间闹了点小别扭，互相谈了心，就和好了。我独出心裁写了一个中国小朋友同非洲小黑人打了一次电话的谈话。老师着实夸奖了我。但我至今想起来还脸红。两国语言不通，他们如何交谈？再有对方那样贫困，到哪去找电话？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图书馆被封了，我所在的学校是北京一所很气派的贵族学校，图书馆是座建造于一九一几年的古老楼房，窗户极高又被钢条分割成琐碎的小块，光线朦胧得有些恐怖。图书管理员定了一条规矩：谁要想借书，可以但是还书时必须交一篇批判该书的稿子。好借好交，再借不难。现在想起来，大约是浩繁的图书都要她重新整理，挑出毒草，她力不从心，想借助一下学生的力量。刚开始加入这个行列的人挺多，但一两次之后，就寥寥无几了。倒不是不想读书，而是条件太苛刻了。十三四岁的孩子，又值”文革”热火朝天地热闹，哪里还愿坐下来写文章？读小说的时候快活，写大批判稿的时候就痛苦不堪了。真的，那时使许多人退却的原因就是懒。我也懒，每次写稿的时候都发誓这回还了书，再也不借了。但一到了图书馆，那种带有轻微霉味的空气就像鸦片一样使我兴奋。我在高高的书架之中穿行，直到抱着直抵下颌的书塔走到登记的管理员面前。
这么多书，你看得完吗？她冷漠地问。
看得完。我小声回答。
写得完吗？她穷追不舍。
也写得完。我坚定地回答。
于是整个阅读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部分是比较惬意的，快活地读世界名著。我们当时住校，同宿舍八个女孩，人人都喜欢读小说。刚开始大家都去借书，但不久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我借了一大摞书回去，大家都抢着看，稿子却要我独自写。这还好说，关键是有些人看得很慢，我要还书了，她那儿还没看完呢，我知道读到半截被人把书夺走的滋味不好受，所以不论她看得有多慢，我都不忍心催。倒是那人比我想得开，主动把书还了我，说，后面的我也没空看了，烦你给我讲一讲好了。于是我又充当了”说书人”的角色。给一个人讲，全宿舍的其它人也听，她们以后索性不亲自看了，专等着听我讲。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那些纷乱的晚上，在北京市中心一座静谧的高楼里，一群少女围着我，听我给她们也给我自己讲美丽的故事……据我的一位现已成了美籍华人的同学回忆，我那时给大家讲过雨果的《笑面人》，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狄更斯的《双城记》……（说真的，我真佩服自己当年的胆大，要是放在今天，我是万万不敢宣讲这些名著的，名著是只可意会不可以讲述的精品。?雪那位同学说，她至今再也没有看过雨果的《笑面人》，她以为我讲的那个故事，是最好的版本了。不愿以任何人包括雨果老先生自己的版本来取代那美好的印象。她不是搞文学的，她存留的实际是自己的童年。
讲完故事之后，剩下的就是我的苦活了。说它苦，不仅是因为我要在别人玩的时候，独自写字，更是因为我本是十分喜欢那些名著的，现在却要昧了心批判，说什么好呢？不写吧，就和这些名著彻底绝缘。思来想去，我对这些文学祖师爷的在天之魂祷告说：大师们，我批判你们，不是真心的。只是为了更好地读你们的书。你们别生气啊！
即使不背这个思想包袱，我仍是没法写。因为实在想不出哪些好拿来批判。图书馆的人又是十分叫真，每份批判稿交上去，她都要仔细过目，蒙不过去。后来我发明了一个批判稿写法，就是写醒目的批判提纲，比如说，在以下部分里作者露骨地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然后就大段地摘抄原著。字一定要写得工整。交稿的时候我忐忑不安，没想到管理员直夸奖我认真，原来她是只数字数不看内容的。
我要感谢那位图书管理员，她使我大量地摘抄名著，而且源源不断地供给我珍贵的精神食粮，这在那个时代很难得。
后来我就当兵去了。完全是命运的随机分配，我本来是想当通讯兵的，可睡在我身边的那个女孩去了通讯营，我就偏偏要分作卫生员。绝大多数女孩留在城市的医院，我就偏偏被分到了西藏。对于这后一件事，我倒是挺满意的。因为即使在二十年前，西藏也是人们向往的神秘地方。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三座银白色的公牛，羝角于茫茫的高原。它们拱起的背脊，簇拥着地球上最宏伟的峰峦。我所在的队伍就驻扎在海拔五千米的雪山上。我们同行的九名女伙伴是这支高原部队从组建以来第一批女战士，也是最后的一批女兵。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男人和女人的界限被涂抹得很模糊，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的雪原，每天跋涉一百华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
我考虑得天衣无缝，实行的时机却一再推迟。问题是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我对左脚说，你踩空好了，这下面是悬崖，马上就成功了。可左脚在接到这个命令以后，不但不滑开岩石，反而紧紧地扒住石缝，好像害怕我会用手把它硬拨拉下去。其实当时我的手冻得掰不开，根本做不成这个事。我气恼地转而命令右脚，它也拒不服从。
我当时是真想死的，因为活着太苦。我觉得我比当年的红军还要苦。但我的机体不服从我。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明白了那是青春的生命本能在反抗。
在苍茫的高原上，留下了许多年轻人的骸骨。他们从祖国的天南地北来，永远地留在这里了。
我在那支高原部队度过了十一年。把我一生最好的年华葬在世界的屋脊。
我转业回了北京，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做内科主治医师。那一年，我二十八岁。
我很认真地给人看病，操持家务，抚育孩子。我以为对一个女人来说，这都是顶顶重要的事情。
当我把家里的事都干得差不多了，开始有时间打量这个喧嚣的城市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灵魂深处的呼喊。
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非常紧要的事情没做呢。
从久远前我的父亲意味深长的那一眼里，我看到了他的一个殷殷希望。他希望我能有一天对着世界，大声地讲出我的看法。
从最早的”聋人”到图书馆幽暗的书架，我都在小心翼翼地做着某种准备。现在它们像贮藏多年的种子，再不萌发，就要胀破了。
最主要的是命运把我抛到了人迹罕至的高原，那里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假如我不告诉别人，我对不起冰雪下长卧不起的英魂。
在一个平平淡淡的晚上，我开始了我的写作。那是一间充满了药气的屋子，四周白得耀眼，仿佛置身雪窟。那天正是我值班的日子，来了病人我就看病，病人走了我就写作。两端发黑的日光灯管发出咝咝的叫声，更显出夜的静远。
我的处女作《昆仑殇》受到了很好的评价，算是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但我知道自己各方面的准备都很不充足，后来又去读了文学研究生，仔细地研究这行里的高手是怎样写作的。
我现在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当专业作家。由于所在的位置，大量地接触经济信息和事件。以后我也许会创作一些高层经济领域题材的作品。当然，我会不间断地书写昆仑山的。因为我是妻子和母亲，我也会非常关注女性题材的创作。
写作是一种命运，我已无可逃避。
作者：毕淑敏 摘自：《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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