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初没有和阿刘他们分开,我想,现在我们仍然会是最好的朋友。
2000年,我从内地转到新疆,跟妈妈一起在父亲的连队住了下来。那年开学,我入了让我永生难忘的小学——库车七校。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
也许是人生地不熟的缘故吧,我刚到那里,很害羞,不和人说话,只静静一人坐在角落里,也许皱眉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可就在这时,凯子走入了我的生活。
凯子是一个爱音乐的男孩,他也从内地转来,准确地说是从南召转来,算来,我们俩人还是老乡,由于当时我不会说普通话,在人群中很自卑,凯子便跟我用家乡话对话,也许是由于语言上的缘故,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我们成为朋友的那一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理解了这个我并不能用语言叙述的词语——友谊。
或许当时是太小,还不明白学习意味着什么,在找到朋友后,我们两个人似乎忘乎所以了,撇下什么都不管,天天疯玩。终于,代价在成绩单发下来的那一刻随着伤心与惊讶迎面而来,我惊呆了,凯子也呆了。
我对凯子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学习!”说这句话是在一个美好清新的早晨。太阳刚刚从云中露脸,却依然有些朦胧,望着他的脸,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好!”他很坚定。
直到今天,我很难想象当时是怎么样的一种冲动,对着他的肩头我重重地拍了下去,一字一顿地说:“凯,我们永远做朋友吧!”我想我当时的表情是认真而坚定的。凯子看着我,很快伸出他的小拇指,郑重地说:“拉勾,不许反悔。” “不反悔。” 那天,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承诺,一个友情的承诺,一个关于真诚的承诺。也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开始努力。
小时候毅力很大,说好好学一定好好学,很快,我直逼全班前五名。也正因为这样,我被迫与怎么也开不了窍儿的凯子也分开了,坐到了前排,而且担任班委后,回家的时间明显晚了许多,与凯子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了。那个时候,我又有了自己的新朋友,阿蒋与付松岩。他们俩人分坐我的左右,将我夹在中间,颇有“三足鼎立”之势。当时我的字很烂,而他们二人却字迹工整,特别是付岩松。当时我特不服气,便买了本字帖偷偷练习,正因为如此,我的字迹才渐渐趋于工整,也逐渐能与他们俩一争高下了。
咱们内地与新疆不同,新疆的黑板报不用粉笔,要用毛笔写,而且是流动的,早上抬出去展览一天后,晚上再抬回来。而黑板报正是我们三人一块儿办的,付岩松写字,我画画,阿蒋设计。记不清因此晚回家多少次,有多少次三人中午没回家吃饭。但三人的友谊正是在这涂涂抹抹你争我赶之中与日俱增,时不时,我们三人还斗斗嘴,磨练一下口语水平。在这唇枪舌战中,带给我们的只有单纯的快乐而没有丝毫的懊恼。
小孩子做事总是不计后果,爱走极端。五年级的班主任对我很好,我也一直很尊敬她,可以说她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六年级,换了班主任,搞不清什么心态,不喜欢新老师,便赌气不学习,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我又从第一排坐到了后面。但这也许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在这时,我遇到了阿刘。也可以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女生有好感,很单纯的同学之间的那种好感。
我认识她的那天下午是体育课,我们学放风筝,男生帮女生放。我恰巧与阿刘分在了一组。由于当时我算班里比较高的,便拉着风筝与阿刘跑得很快。那天,阿刘穿了条奶白色的裙子,我们跑啊跳呀,一不小心,线断了,在那一刹那,我与阿刘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下,继而望着那只自制的风筝,慢慢飘远…… 由于没有风筝可放,我和阿刘坐在学校的草坪上,说了很长时间的话。阿刘是四川人,父母在新疆做生意,虽然是“辣妹子”故乡的人,但却有着江南人的温柔。从那时起,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却都不愿骑车,两人走路,在一起的时间可以多一些。很多时候,我到了约定地点,等了许久,才见她口里咬着面包匆匆跑来,这时我照例会递上一包蒙牛牛奶,然后一起到学校。由于早上时间较紧,我们会走得很急,互相比着谁走得更快些,但我每次都让着她。每天晚上,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一起走。常常一起去电影院吃烧烤。我们总是一人买两个烤鸡翅边走边吃,那浓浓的香味一直存在我的忙记忆里,那外表焦黄的烤鸡翅,陪伴我们走过了颇为不易的青葱岁月。
人总是在最危急的时刻才发挥出自身的潜力。要考初中了。尽管现在我们看初中并不算什么,但在那时,在我们并不成熟的眼睛里初中意味着转折与改变。
我着急了。
阿刘、凯子比我更急,他们更不行。在刚考初中的那段日子里我们都很努力,互相比着谁学得更快。每天早晨,我们三人相约走入教室。放下书包,开始一起念那首李商隐的《锦瑟》。读完诗后,大家分头开始自己的复习,真的很不可思议,自己竟然能坚持下来,这比现在我们光说不干可强多了。我的基础比他们好一 些,更何况语文是我的强项,我只须补六年级数学便万事OK。但他二人两科都急,很急。我曾强调,人总在最危难的时刻才能发挥自己的潜力。比如我,比如我们。真的是努力啊,不敢相信我们的毅力如此坚强。我总在读完诗后,先复习字词,后复习须背诵的东西,而白天,自己真的是沉浸在数字中间,去探寻那些深深浅浅无法言喻的数字关系,直到自己完全弄懂。阿刘、凯子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不知所措。我就坐在他们中间帮他们,顺便检测自己的学习程度。
两个月过去了。
终于,我没让自己失望,在那个小县城内,我考了全县第十一名。我没言语,默默给他们挂了一个电话,奇怪的是都沉默着。我这才知道,我们三个不可能在同一所学校了。但我仍然很高兴,因为大家都进步了,这就好。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现实永远是残酷的,父母对我成绩的“起死回生”很是高兴,并决定带我回内地上学。而得知成绩与上火车是同一天,12岁的我还没有能力跑去与他们道别,只知道在匆匆拨电话的时候,传来的是忙音。
那天,天很蓝。新疆的这个小城,很少有这样澄澈的天空,多数时间,总是飘着细细的尘与轻轻的风。
望着窗外荒凉的戈壁,真的很像一起走过的路,遥远没有尽头。戈壁上一丛丛野西瓜,背景却是装载着思念的风沙与呜咽的风声。
我感到无助,一如第一次走进那个留给我太多回忆的班级里那样,寂寞笼罩着我,有一种压抑,喘不过气来。我不时探头窗外,好似要在列车的尽头看到他们奋力奔跑的人影,却总是看到惨然的空白。我不禁又念起了那首一起念过的诗——《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知道,那段关于永远的思念永远不会死。
我不知道,思念有多长,但我正用一生细细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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