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学生，比年轻人还用功，规定画两张，她能画十张。
每次看她把画从厚厚的夹子里拿出来，都吓我一跳。
她的夹子特别大，也特别讲究，里面是三夹板，外面糊上布料，还有个背带和拉链。
许多学生见到都问：“哪里买的夹子啊？好漂亮！”
“我先生为我做的。”
她的丈夫是个木匠，除了为她钉一张特别的画桌，还把房子向外加大，盖了一间有透明屋顶的画室。
“那是我先生和我两个人盖的！”她得意地形容，他们怎样先在地面钉好木框，再合力推起来，成为一面墙。
后来，她丈夫心脏病死了。她还是来上课，还背那个大夹子，只是，夹子打开，常只有薄薄一张草率的画。
然后，她直挺挺地坐着，看我为她修改。有一天，她突然蒙起脸，冲进厕所。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再见到她。听说她过得很好，只是，不画了。
妻自退休，就常在书房陪我。我写文章的时候，不能说话，她只好默默地整理帐单、资料。怕她无聊，上次离家前，我特别拿了一本《鸿，三代中国女人》，交给她：“这本书写得不错，我走了，你可以看看。”
她居然接过书，就开始读。
我离家前不过两天，她一边陪我，一边看，居然已经看了三分之一，还发表评论，说：“写得很冷，但是感人，非常好看。”
两个月之后，我回到纽约，走进书房，看到那本书。
“觉得怎样？”我问她。
“噢！还没看完。”
“看了多少？”我翻了翻，翻到一个摺角。
“就看到那儿，大概三分之一吧！”
她抬起头：“不陪你，书有什么好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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