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距离“社会的良知”越来越远了

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界和高等教育理论界，一直流行着许多关于大学的神话。

“大学是社会的良知”即是这些神话中最有魅力的神话之一。宽泛地说，所谓“大学是社会的良知”，是指大学是发现知识、探索真理、追求理想和价值的场所，因此，大学应当始终保持对社会乃至一切事物的理性和批判的态度，并发挥领导和引导社会基本价值的作用；面对社会种种现实，大学不应趋炎附势，也应不随波逐流，等等。所谓大学是象牙塔，主要指的是大学对世俗社会、世俗风气的超然独立，而始终保持精神上的高贵追求。

真实说来，在我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大学真正成了社会的精神支柱或观念创新的中心。多年以来，大学一直依附于政府机构，实际扮演着政府下属部门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只能惟上命是从，既没有独立判断的意愿，更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近年来，随着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相对扩大、社会各界对大学投入的不断增长、大学办学条件的相对改善以及公众对大学需求的日益旺盛，大学自由追求自身价值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似乎前所未有地增强了，人们似乎有理由期盼大学能勇敢地回归美好的理想，通过自身的艰苦努力形成真正的、公众理想中大学的神圣形象，以便为日益世俗化的社会树立一种理想，并为社会基本价值观的重建发挥表率作用。但严酷的现实是，我们的大学不但根本没有意识到自身应当追求的崇高目标，反而在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借口下，主动迎合社会世俗的、不良的风气，并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

近年来，为扩大自身的影响或为获得某些利益，大学聘请若干知名的歌星、影星、政府官员或企业家担任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或聘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已是“蔚然成风”。一些大学甚至以此为荣，并在一些媒体大肆宣传。众所周知，大学的教职聘任是一项非常严肃和重大的事务，其原因就在于它不仅反映了一所大学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是一所大学所追求的价值的外现。把大学至为重要的学衔授予一个与学术完全无关的外行，实际上是大学对自己荣誉的亵渎。

更令人深思的是，近年来大学内部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人事改革，其中的核心又恰恰是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改革。当前高校教师专业职务聘任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是，不断提高职务聘任的门槛，并使聘任条件不断细化、量化。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趋势。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在聘任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时却显得那么“随意”（其实也并不随意）、那么慷慨。尽管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等不属于大学专任教师编制，是临时性的或荣誉性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的学术造诣和学术水平并不一定反映这所大学真正的学术水平，但既然是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的导师，总该有一定的学术上标准，受聘者至少应当是以某种方式从事学术活动的人士；而且，既然是同一所大学的“教授”，在专职的教授与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之间，衡量的标准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可以比照的底线。大学聘请一些校外人士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即使在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学中，聘请校外人士担任本校兼职教授（访问教授）或非全职（即parttimer）的教师，也是非常普遍的。在一些学术声望相对低的高校，非全职教师所占的比重会更大一些。这种聘任实际上通常主要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聘请非全职教师的成本通常低于聘请全职教师），或者是临时性的学术方面的需要。这与我国一些高校聘请官员、企业家、歌星或影星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

与上述情形“异曲同工”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高校纷纷采取特殊政策为官员、体育明星、企业家等社会“成功人士”攻读高级学位大开方面之门，以及大学在招生等方面为社会“成功人士”提供的种种便利。此外，诸如众所周知的“跑点”（即争取学位点）现象，等等，都充分反映了大学普遍存在的媚上、媚商和媚俗的心态，反映了大学对利益的狂热追求。所有这些，尽管存在着体制的原因，但主要是大学的主动行为。大学的这些行为和精神状态所反映的一个最为根本的结果是，我们的大学距离“社会的良知”是越来越遥远了。

大学要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大学首先必须具有良知。在当下，中国大学的“良知”首先表现在大学必须具有足够的自律，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以保证这种自律不致成为一种空洞和虚假的承诺。另一方面，大学必须始终清晰地分辨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什么是自己的眼前利益和直接利益。切忌贪小利而失大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求大学没有物欲是不现实的，但大学必须要有自己行为的底线，大学必须始终明确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基本特性，明确自己的社会使命和社会责任，坚守社会的基本道德。与此同时，大学必须自觉地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批判。大学既要对社会保持批判的态度，同时也要接受社会的批判，并把社会的批判作为一种善意的表达和社会的权力。

另外，仅仅希望大学自律，是不现实的。还必须有来自政府、社会各界特别是舆论的监督，对一个享用了社会巨大资源的机构，社会是有权力对其行使监督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