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了“新鲜活泼之青年”的六条标准: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1935年5月,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可爱的中国》,描绘了未来“可爱中国”的蓝图: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
1940年2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可爱中国”寄托着无数中华儿女的梦想
1935年1月,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北上抗日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狱中宁死不屈,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文稿,表达了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情,并描绘了未来“可爱中国”的蓝图。他在《可爱的中国》中这样写道——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开中国了。”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可以说,方志敏烈士所描绘的“可爱中国”,寄托着无数中华儿女的梦想——这就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段历史时期里,为了实现“可爱中国”这个梦想,李大钊、夏明翰、杨靖宇、刘胡兰等千千万万个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实现“可爱中国”这个梦想,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革命者,他们中许多人出身于相对富裕的家庭,但他们不计个人得失,殚精竭虑,奉献了一生。
实现“可爱中国”之指导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民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在1920年代以前,中国人民进行过多次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斗争和探索,虽然都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一定影响,但其结局都是失败。事实证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于是,在各种社会矛盾加剧和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大背景下,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业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场新的革命是以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的。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主要原因。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
但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五四运动之前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社会中,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探求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良知的科学思想体系。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过程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他同胡适进行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引起相当强烈的社会反响。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后宣称:“军国主义”、“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吴玉章回忆道: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正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纷纷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
实现“可爱中国”之领导力量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一个仅有50多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其他政治力量相比,它是那样的势单力薄、毫不起眼,但它的诞生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因为到28年后,它已成为一个拥有448万余名党员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强大起来?因为在它手中握着最有力的精神武器,在它心里装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积极投入到革命斗争实践中,直接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宣言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党的最低纲领。宣言还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且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公开树立起来一面旗帜。回顾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一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明确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革命纲领;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后所提出的革命纲领,既坚持和包含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即最低纲领。这充分表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从1924年至1927年,一场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大革命洪流席卷中国大地。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深入人心,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很快遭受失败。年青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成立以后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有2.6万人。
但是,由于有了坚定的政治信仰,所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武装反抗。于是,就有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枪声,有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引兵井冈、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后来回忆说:“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十年。”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打了十年”,指的是1927年至1937年国共之间的十年内战,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期间,党内如毛泽东所言,对于“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就是革命究竟应当怎样搞,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曾接连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1935年方志敏被捕牺牲,就发生于“左”倾教条主义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之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犯“左”倾错误,其实是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没有弄明白。只有经过抗日战争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之后,才真正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实际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1945年春,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党的七大召开。那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一种是光明的命运和前途,即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一种是黑暗的命运和前途,即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的,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反共反人民,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党的七大制定了领导全国人民努力争取实现光明前途的正确政治路线,首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对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全党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从建党直到七大,“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
驶向“可爱中国”的彼岸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建立什么样国家的斗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意孤行,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但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已经发展成为有120余万党员和120余万军队的大党,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此后,经过三年气势磅礴的人民解放战争,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基本上完成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最主要的历史任务。在解放战争期间,各阶层人民(包括中间阶层)很快从事实中看出,这场战争不只是国共两党谁胜谁败的问题,而是几代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能否最终实现的问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都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9年10月,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这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怀抱各种主义和信仰的政党似乎都相信自己拥有未来,但为什么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未来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有一批又一批的“方志敏们”,怀着“可爱中国”的梦想,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仆后继,舍生忘死,使梦想变成现实,使信仰发挥伟力,从而使中华民族驶向“可爱中国”的彼岸,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的历史新纪元。
勿忘为实现“可爱中国”牺牲的先烈们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提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正面镌刻毛泽东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无数革命先烈为实现“可爱中国”的梦想抛头颅,洒热血:从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的革命情侣周文雍、陈铁军到慷慨就义的李大钊,从留下《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到狼牙山五壮士,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到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虽然这些烈士的生活年代不同,革命事迹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是“人民英雄”,都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据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在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这个惊人的数字,折射了中华儿女为了实现“可爱中国”梦想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这些为梦想和信仰而牺牲的先烈,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缅怀。(李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黎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主题延伸
梦系民族复兴的贤达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可爱中国”梦想而奋斗时,还有一些仁人志士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来实现心中的民族复兴梦想。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
1934年,梁漱溟提出了乡村社会新秩序的建设方案。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
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平民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主张教育救国、教育平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虽然平民教育运动只是昙花一现,最终归于失败,但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创下的伟绩和其爱国主义的“内核”以及平教工作者重民爱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黄炎培:职业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
职业教育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走向。黄炎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也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陶行知:“新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兴起了一场“新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以蔡元培、陶行知等留学欧美的新教育家为代表,以提倡和实践教育民主化、科学化、国际化和中国化为基本内容。陶行知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从创办晓庄师范到创办育才学校,陶行知所普及的教育与传统教育截然不同,他推行的“新教育运动”,目的是启发民智,不是培养奴才、庸才,而是培养公民,培养有人格尊严的人。
卢作孚:实业救国运动的代表人物
实业救国运动是由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宣扬的、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救国救民主要途径。所谓实业泛指农、工、商、交通等。早期代表人物有张謇,上世纪20年代以后有卢作孚。卢作孚通过创办航运成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实业家,他投身于“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几个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被毛泽东誉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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