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给。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
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之形成，原因复杂，此处不予分析。因此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的一些反思。
不用说，我对内地的儒学复苏是赞赏的。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看见孔子重被珍视，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讲《论语》而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徇时尚，转来讲儒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80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学各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十年磨一剑。印老书，当然好，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虑。如胡适《说儒》原只是一篇小文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本大书。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一本书而言，其内容亦显单薄。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恐也出于无奈。
浮嚣之因
制度方面，内地的孔庙、书院、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章太炎等名儒故居及旧址，现在大都不属于教育与科研体制，而是隶辖文化部门或旅游部门，不讲学、不做研究，只是辟地做生意，兜揽游客上门。正式教育体制中，大学文科的系所、经费、资源皆远不及理工商管吃香，学生报考文科的热情也正逐年下降。大学里的国学班国学院虽办得热闹，国学却迄今仍不被教育主管官署视为一正式学门。儒学同样也非正式学科，只能挂在“哲学”底下，做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可是儒学的历史面、社会面等等，均非哲学所能涵括。此类制度的社会条件若未改善，国学或儒学云云便只是虚热闹，很难落实。
社会文化心态方面，则是浮嚣、躁动。感觉传统文化好、感觉需要补充文化知识，便一古脑儿发起劲来，很有群众运动的架势。这个工程、那个大典，汹汹然好不热闹。若究其实，却多是空乏无底气的。学术性不足，而普及化太早，有点儿本末倒置。
这不仅是发展儒学才如此。好日子没过上几天，饮膳品位根本还没提升，已嚷着要吃粗食吃土菜，说是厌珍馐而贵螺蛤了；人文与艺术，根本还不娴熟法度，对中西传统不识之无，已然高谈创新，要把自己建立为典范了。此等浮嚣的文化心态，使得大家热衷于放焰火或看烟火表演，而吝于注意埋水管的工作。媒体与社会联手打造着文化明星、追求轰动效应，却并不关心上述儒学发展之体制问题，也未必支持学术。令人沉思的儒学内涵，遂往往在此情境中被简化成一客快餐，或一品点缀快乐生活的巧克力冰淇淋。
在所谓儒学复兴的这个年代，恰好又逢着经济成长，以致儒学发展颇受经济利益之驱遣，商业炒作、时尚风潮，构成一幅奇异的风景。
各级地政府，常以传统文化为名目，办祭典、祀先贤，或打造族谱村、姓氏大会，建中华文化标示城，并把孔庙、书院辟为观光旅游景点。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旨不在宏扬文化，而是藉此发展经济，带动地方建设，招商引资。有些城市喜谈儒商传统，或设法建立新的全球儒商关系，其意略同。这些地方的官与商，都艳称儒学，但据我亲身体会，大抵对儒学是既不懂也缺乏敬意的。他们办的典礼、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通常皆无什么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无非搞活动以吸引人潮与钱潮罢了。儒商问题，本来在90年代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可以做许多理论挖掘与历史探索，但如今也被庸俗化了。
儒学与企业管理的问题也一样，原本值得深论，可是目前各学院与人才培训机构所谈中国式管理、易经与决策模式、由历史看管理、中国谋略学、帝王术等等，乃是功利实用导向的。让儒学与现代企管勉强钩合，以媚时俗，很少人去阐发儒学对人逐利竞名的批判态度。
前一阵子李零所写《丧家狗》一书，在我看，便是对上述现象的发牢骚。他说：“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其实衣食虽足，亦未必知荣辱。”这就是指现今的社会。他又说：“学《论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前者谓儒学强调独立之人格，不当随时俗转移；后者指儒学贵义轻利，富贵名利均应以义衡之，绝不是如今人般苟逐名利不择手段，然后以圣贤言语涂饰之、附会之。学界中人助纣为虐，曲学阿世，无怪乎为他所鄙视。其语或嫌尖刻，但时尚化、媚俗式地发展儒学，难道不该批评吗？
传统与现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转了上百年，现在还在持续发展其现代性。现代化的基本态度，便是要扫除传统。这种文化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替换成“传统与现代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创造性转化”等说词，看起来不那么斩截、对立，但实质上并没什么改变。而这种社会，正如PeterBerger《飘泊的心灵：现代化过程中的意识变迁》一书所述，是要奇妙地消除史迹、遗忘历史的。我们过去的现代化历程不就是如此吗？如今看起来好像业已不然，可实际上现代化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向，人们仍对现代化表现着正面期待，为社会意识之主流正价值。儒学或传统文化是放在这个现代化框架中被接纳、被重新认识的，儒学必须符合现代化期待才能获得社会认可。
对于现代社会中人天破裂的精神处境、机器化的理性态度、科层化的社会及其思维，西方当代思想家颇有评析，儒家思想中也不乏批判现代性之资源。但在我们这儿，这些往往都被掩盖或忽略了。谈儒学的人，也许仍是冬烘老学究，徒抱遗经，以护存文化为职志，而对现代化情境漠无感知，无从应对；也许随顺情境，以猎时名；也许求同存异，勉求儒学发展之机。
为儒学招魂
过去的儒学，并不是因帝王提倡了才兴盛的，它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由家庭而宗族祠庙，而乡里社学，而书院，而乡约自治。生活团体与伦理实践团体、讲学团体大致合一。故帝王虽或焚书、禁讲学、毁书院，也不能使儒学不在老百姓的生活上起作用、不能让老百姓不依儒家的伦理去过生活。这个社会基础，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摧毁了，所以儒学才变成抽象的理论、无驱体的幽灵。如今若欲招魂，恐怕使之重新被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不如从生活场域的重构来得实际。
但重构生活场域谈何容易？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型态的变革和家庭结构的不稳定。现代人在面临科层体制之压迫（例如工作压力、强制退休等）时，既无田园可归，又无家庭可以退守，而现代社会工作与行动的漂移又强化了人们的无家感，这是现代文学与艺术中经常谈及的现代困境。人人都想改善，可是被现代化裹胁了的现代人，哪这么容易就能挣脱现代生活型态的樊笼？连重建家庭在伦理生活场域中的地位，皆如此困难，遑论宗族、乡里、学校、社会？
何况还有大众消费文化的问题。消费时代，大众不是接受文化之教养，而是消费着文化。在这个时代，推展儒学，可能亦只如推销一种新的文化产品。擅于包装与营销者，自会在其间利用话题传播、区隔市场、异业结盟诸术，销行其产品。大众或分众购买此等产品，其心态亦类如买维他命补品。胶囊一粒，轻松入口，便蕲能健身益神，并不感觉儒学是要真正在日常生活上从事“学”与“思”并做伦理实践的。
那要怎样才能使儒学复兴呢？儒学应以何种形式重返中国？答案其实就隐藏在前面的批评中。生活场域的重构或许困难，但生活儒学，即以儒学介入生活仍是可能的尝试。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或一批文章才能谈的事，在此我反而觉得也许先不要谈那么多。游谈无根，是古代文人之通病，而于今为烈，知识人的实践性都实践在嘴皮子上，以言说为真实。现在发展儒学，首先不是在方向路线上争辩，而是沉潜下来好好读书。连四书五经都没通览，却在那儿辩说该不该读经，岂非可笑？在浮嚣的社会风气中，知识人首先要静定得下来，覃思熟虑，做点理论的突破或文献的掌握。根深自然叶茂，深入了才能浅出，要做社会推广，先得努力钻钻象牙塔。社会大众呢？则也该知道社会结构问题若不改善，儒学发展就难，我们自己存在的困境亦无法改变。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不该掠影浮光地把玩古人的智慧，而当崇本务实，更关注生活情境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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