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史学对后世影响很大，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类史书体裁的创立与成熟。中国传统史学的体裁最重要的是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另外还有更细的历史资料的分类名称，如起居注、谱牒、志书、语类书等。这所有的史书体裁，都可以在先秦时期找到它的滥觞。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无论从时间顺序的安排，内容的编辑，历史观点的阐发，还是从文字水平等方面来看，都是相当成熟的，完全与后世的编年史相媲美。
大约从汉朝开始，中国有专门人员负责记录帝王的言行，此记录被称为“起居注”，如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东汉马皇后撰有《明帝起居注》等。魏晋以下设著作郎、起居舍人、起居郎等职，专门编撰起居注，唐宋记注最详，成为修史的重要依据。此种体裁亦起源先秦时期。如前述《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西巡，有日月，有穆王生活内容，故晋代郭璞为此书作注，序言中指出其体例与当时的起居注相同。《隋书·经籍志》也把它归入史部起居注类。
南宋郑樵撰写的《通志》，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名著，其中的20略尤被学人推崇。20略中有《氏族略》、《都邑略》、《器服器》、《谥法略》，其编纂形式与内容的叙述方法，与先泰时代《世本》的氏姓篇、居篇、作篇、溢法篇相类似，郑樵写以上数略是受了《世本》影响的。由于中国历史上宗法制度的完备而系统，所以谱碟发达，而《世本》中的《帝系》、《大夫谱》等就是谱碟的最早著作。
总之，中国传统史书中的编年体、起居注、谱牒等几种体裁，先秦时代已经臻于成熟，而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已有萌芽。例如，《左传》、《战国策》中集中对人与事的叙述，肯定会对后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有启发作用。
第二，历史评论与以史论政对后世的影响。《左传》一书中，已经有成熟的史评。除寓论于史外，直接发表见解是以“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为”、“君子是以知”等形式出现的。如《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宋宣公传位弟弟宋穆公，宋穆公死前主张传位宣公之子公，而群臣愿拥戴穆公之子冯，穆公便命令公子冯出国住在郑国。这样，穆公死后，殇公即位。对此事，“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意思是说，宋宣公可谓了解人了。立了兄弟穆公，他的儿子却仍然享有了君位，这是他的遗命出于道义的缘故吧：又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齐、鲁、郑伐许，许庄公逃到了卫国，齐侯最终把许国送给了郑国，郑庄公却认为成周衰微，不愿意与许国争夺。对此事，“君子谓”：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是合乎礼的。许国违背法度就讨伐它，服罪了就宽恕它，这就是懂得礼了。《左传》这种历史评论的形式为后世史家所仿效。司马迁写《史记》，每篇后的评论是“太史公曰”；班固写《汉书》，篇后的评论是“赞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书中每每有评论，写作“臣光曰”。凡此种种，毫无疑问，都是受了《左传》的影响。
先秦时代，以史论政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诗经》中已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名句，之后，孔子在讲学时常有以史论政之事。如《论语·泰伯》曾记曰：舜有五位贤臣而天下治，周武王则有十位贤臣。孔子借此史实评论说：人才难得。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依然向商纣称臣，周朝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的了。老子针对社会的剧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墨家运用吴国的兴衰，晋国智伯成败的历史，主张国家应当“尚贤”，“兼爱”，“非攻”。商鞅更明确提出变法改革，其根据就是历史，他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孟子“言必称尧舜”，主张当时各国应当学习尧、舜、禹、汤、文武，建立仁政之国。战国末年的李斯和韩非，都是以史论政的专家。李斯针对秦王政的逐客令，上《谏逐客书》，历数秦国的历史都是由外来客卿的帮助而发展起来的，国势也是由于客卿的帮助而强大起来的。韩非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韩非子·五蠹》说：周文王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感召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地方五百里，行仁义而有三十六国朝服；而楚文王害怕徐国的强大，灭掉徐国。于是韩非据此评论说：周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却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韩非为了更好地以史论政，还将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或上古、中世、当今诸阶段，使以史论政更系统化，更理论化。
先秦以史论政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以后的许多学者、政论家，在议论、批评时政时，大多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第三，历史文学成就对后世的影响。先秦时期，历史文学已有很高的成就，以《左传》、《战国策》为最。《左传》最善于刻画人物和记叙战争，刻画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如书中所描述的晋公子重耳，从内乱而出走，在外经过十九年的磨难，与臣下同舟共济，最后终于回到晋国，继位为晋文公，并很快成为霸主，人物形象十分丰满。《战国策》写人物则更胜一筹，如记苏秦游说诸侯，吕不韦弃商从政，荆轲刺秦王等等，已经构成人物传记的水平，司马迁写《史记》就吸收了这些成果。《左传》写战争，其起因、经过、结果、性质等，均有完整交待，而且能突出其特点，悬念迭起，环环紧扣，情节紧张动人，表现了作者有很强的驾驭能力与文学才能。如写曹判论战，齐鲁战于长勺，鲁庄公想击鼓出战，曹刿说：“未可。”齐人三鼓。曹刿说“可矣！”齐师大败。鲁庄公想乘胜追击，曹刿说：“未可。”并下车视其车辙，又登轼而望之，然后说：“可矣！”遂追逐齐师。事后，鲁庄公问曹刿为何如此?曹刿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整个战争的过程写得十分生动、逼真，使读者如临其境。 《左传》等一些先秦史籍，在历史记家中表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成为文史不能分的典范，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有真才实学的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在记述历史事实时就十分注意文字表达的生动、形象，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更详细的分析，已见于先秦散文一节中，在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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