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不死

【民间思想者的生存空间】

有宋一代，书院比王朝重要。

因为，宋朝早已不在，可书院还在。

正如唐诗的江山，比唐朝重要。

因为，唐朝早已不在，而唐诗还在。

书院，从朝廷向民间发展，刚好适应了蓬勃兴起的私学需要，成为民间思想的渊薮。民间思想者的生存状况，是衡量一个朝代历史价值的重要指标，当民间思想者，如雨后春笋般生长，那一定是历史上的好时候。只有在宋朝，自由化的民间思想者才享受了富裕和自由。这自由，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的自由，它还属于中世纪的生存权利的范畴，即便如此，那也很美，很风流。思想者的存在不依赖王朝，就敢于从王朝出走，将王权的异化作用减到最小。思想者有书院可去，就不至于像可怜的娜拉，被人在后面追问，出走以后怎么办？他们上山下乡，办书院！

【思想者创业——办书院】

唐朝可怜，民间很少有能庇寒士的书院。

那时的书院，多半是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

书院成长，要有条件，一要有发达的货币经济——有钱，二要有普及的印刷技术——有书，还要有思想者的共和局面。

商品社会，货币经济，培育了《清明上河图》的市井气，还在乡野、山林，展开了江山如画的书卷气。

宋代思想者创业，不是做官，而是办书院。

书院是广阔天地，你想办书院吗？没问题，只要你愿意。民间有钱，还有印刷术，有了印刷术，民间就有书，有钱有书，便是书院的基础。如杜甫诗所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是今日流行的所谓房地产开发，细想来，应是指书院。

【儒释道共和新气象】

中国思想史上，以话语形式来分，有三个时代：

百家争鸣时代、玄学清谈时代和书院讲学时代。

争鸣基于学派，清谈表现自我，讲学“作新斯人”。

争鸣，要“定于一”，就像上战场，是思想领域的争霸战争。孔子诛少正卯，孟子辟杨墨，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攻五蠹，都是争霸。而清谈，则是以“雅集”——沙龙的方式，各说各的话。宋代，儒道释共和，突破了先秦诸子“定于一”的思想禁区，打开了汉唐以来思想“大一统”的樊篱，而有以私学为主的讲学兴起。

从佛寺，到道观，再到书院，如此变迁，可见三教共和，自有其历史因缘。而书院制度，兼采了禅宗丛林、道教宫观传法，表现出共和特征。

其一，书院采取讲会制度，请不同学派、观点的学者来会讲。

其二，书院办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其三，书院教学采用问难讨论方式，实行自学与导师相结合。

这三点，作为教育方针，是二程在嵩阳书院定下来的，简言之，便是思想共和、开放办学和自主学习。

当年的苏轼与司马光相从，那是政治上的相从；后来苏东坡要与王安石相从，则是超功利、超政治的精神上的相从。这样的相从，向我们昭示了一种新的气象，即思想者的共和气象。

苏东坡的思想是自由化的，儒道释和诸子百家兼有之，与王安石相似，当他用自由化的眼光来看王安石，就开了有宋一代思想者共和的风气，这是觉醒了的思想者的共和意识。

【真理与天理不同】

朱熹为书院定学规，云：

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一套体系，是为“做人”设计的，不是用来“求知”的，所以，与柏拉图学院倡导数学以求真理那一套，是不一样的。

真理与天理不同，天理是前提，就在那里，而真理，要去发现。除了用思想去发现，还要以实验和信仰来证明。以实验来求证的，便是科学；以信仰来求证的，即是宗教。

【思想者有福】

人在江南，思想者有福。

有江山助，更有民风朴，如人之初。

成就一个伟大的思想者，是要有真诚的友谊为其人生之助的，是要有民众的同情和理解以为其民生之助的，还要有对江山和历史的感悟做他的精神之助。因此，思想者要把自己放下来，放到友谊里去，放到民生中去。放到江山和历史的情境中去，苏东坡那些最伟大的诗文，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就在这一时期完成，明显得了江山、历史以及民生和友谊之助。

唯有民间思想者，才能享有这样的清福，这样的江山，便是我们所说的思想者的水土。坡翁的伟大，不在理论，也不在诗文，而在于他为民间思想者提供了一种美的生活方式。

当年孔子曾说“吾与点”，但那只是一种境界的提示；陶渊明是伟大的实践者，但他的性情，如清空之明月，使人仰观，却难以亲近；而坡翁却能“俯见月在衣”，使月近人。因此，人们崇敬陶渊明独行，却亲近苏东坡洒脱，唯有苏东坡，能将“自由之思想”，化作自由自在的美的生活——快乐。

【思想者的相会】

中国思想史上，有两次伟大相会，一是孔、老相会，二是朱、陆相会。孔、老求同，欲“定于一”，朱、陆存异，求共和也。宋以前，孔、老并用；宋以后，朱学被钦点，走朝廷路线，陆学行于民间，成为异端根源。本来，当官容易，做学问难，可他们放着现成的官不好好做，偏要去做学问；在书院里，讲学容易，搞共和难，可他们非要抱着共和当三餐；思想求同容易，存异难，吕祖谦一片好心，发起“鹅湖之会”，本为求同，结果，反而存异，弄出了两条路线——理学路线和心学路线，进行思想斗争。

【以心法为兵法】

兵法之本，在于立心。

立心以“定”，而有主体性。

立心以“慧”，而有能动性。

而心学，在本体论和宇宙论上，立定本心，打开慧门。

“知行合一”，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完全打开了。

心法即兵法，心学即兵学，是王阳明独自体贴出来的。

此人用兵，一生无败，学生问他用兵之术，他说：用兵有什么术！只要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就是术。

胜负就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

【回到文明的原点】

“理”从天上来，还是从心上来？这是一个问题。

从天上来，就是天理，从心上来，便是“心的条理”。

打王阳明的，是太监刘瑾，太监代表皇帝，皇帝代表天理。

他挨了打，活该！在天理跟前，没有人权，只有人欲。

他想明白了，总结为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文明的根柢是良知，格物就是“致良知”，他从根本上倒转了“格致”，不是格物致知，而是以良知格物矣。这不是文字游戏，他成了倒转中国传统思维的哥白尼，拈出“良知”，且“致”之，看似不经意，实为大手笔，思想回到荒原，文明从头开始。

他发现人与人交往，可以没有书，可以没有钱。

人一无所有了，随身带来的“心”，就会凸现。

人人都有理解心，那是“良知”。

人人都有同情心，那是“良能”。

人以“良知”和“良能”交往，就回到了文明原点。

【思想不死】

人死了，思想没有死。

迫害者死了，被迫害的思想还不死。

思想会死吗？决不会死！

思想者需要平反吗？不需要！

谁能杀死思想？那是痴心妄想。

谁能为思想者平反？除了上帝，谁也不能。

真正的思想者，宁愿受难，也不接受平反。

那么朱熹呢？他的思想，不是从伪学变成理学；他本人，不是从伪人变成圣人了吗？

这难道不是平反吗？当然不是！

那是王权主义，向自由思想让步。

是一代王朝，被思想者征服。

当然，不是被一个思想者征服。

而是被一代又一代思想者征服。

摘自《自由的款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