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向何处去，亦可答称人生必然向死的路上去。生必有死，但人死后又向何处去。此一问题，乃从人生问题转到人死问题，其重要性也决不在人生问题之下。
解答此问题者，可举三说为代表。一佛家说。佛教虽起在印度，但其完成与畅行，则全在中国。佛教言，人死当归涅槃，涅槃乃一种虚无寂灭义。一切现象，皆在寂灭中来，亦向寂灭中去。但人生还向寂灭，事有不易。人身由地水风火四大成，人死则四大皆空。但人生时有作业，此业则不随四大俱去，仍留存有作用，于是佛家乃有轮回之说。生前作了业，死后会仍回人世，如是则死生轮回，永无终止，譬之如一大苦海。故人生前，唯当减少作业，件可逐渐超渡此苦海。先求出家，摆弃父子兄弟夫妇种种亲戚关系，又须节缩衣食种种要求，把人生作业尽量减少至最低度。尤须能转换作业，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方便帮助人同出此苦海，如是乃得逐渐回归涅槃。至于消极自杀，如投身悬崖等，亦非正途，因其生前作业仍在，将仍不脱轮回之苦。其次是耶稣教，上帝创世，亚当夏娃，犯罪被谪，降世为人。果能知罪修行，及其死后，灵魂仍可回到天堂。
耶佛两教双方之宇宙论及人生论各不同。耶教有上帝，有天堂，人生由天堂因犯罪恶堕落入尘世，故耶教对此人生，主张一种原始罪恶论。此尘世即是一罪恶聚，必有一末日，受上帝之总清算。佛教则无上帝，无灵魂，只有此作业轮回之苦海。佛教亦有往生极乐世界之说，但此极乐世界，实际即是一净土，一涅槃，一切皆空，应非如耶教之天堂。
佛教入中国，已在东汉后。耶教更后，其流行，已在明代之末。中国人在此两宗教传人以前，自己另有一套信仰，此当以儒家教义为主。子路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意，要懂得死后，先要懂得生前。生是此人，死亦是此人。若不懂得生前那人，又如何会懂得死后那人。然则人究是什么呢？孟子曰：仁者人也。大家总认此六尺之躯之此一个我为人，其实此六尺之躯之此一个我，却并不真实即成为一人。人必在人群中成一人，必在与其他人配搭下始成为一人。如婴孩初生，若无父母养育，亦得其他人养育，否则此婴孩如何得成人。其实，婴孩成人，也只成了一我。还不得真称成一人。自然生人，根本便是不完全的，或是男，或是女，各得一半。必男女相配搭，乃得再生下一代人。故中国人称男女交情为人道。无此道，也即无此人了。慈孝之道，老幼相顾；夫妇之道，男女相悦，此皆是人道，亦即是仁道。人在仁道中始成人。郑玄说：仁者相人偶。这是说人与人相配搭始成仁，即犹说人与人相配搭始成人。从此义说下，亦可说：人从人中生，亦向人中死。
远在孔子前，鲁国人叔孙豹有三不朽之说。若把此六尺之躯认为人，人死了，一堆骨肉，终归腐烂，哪有不朽之理。纵使如古埃及人作为木乃伊，好像此六尺之躯依然存在，但此活的人则究已死了。但若深一层看，每一人之生，必生在其他人之心里，如婴孩必生在其父母及其他养育他之人之心里。同样道理，其人之死，亦必死在其他人心里。其实死后无知。在死者自己，或许并不知他自己之死。则每一人心里，在其生前，其实是只有生，没有死，但在其他人心里，则知他死了。换言之，也只是在活人心里知有死，因而为他悲哀，吊祭他，纪念他，还好像他没有死般，岂不他依然仍活在其他人心里。但此亦为时有限，若此种心情能永久维持，其人长在他人心中，此则谓之不朽。
叔孙豹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言不朽，最易明白。如叔孙豹说了三不朽那番话，两千六百年到今天，仍多人在说他那番话，那番话像并不死，则说那番话的叔孙豹，也像并不死，好像叔孙豹仍在说他那番话。立功如大禹治水，若使没有夏禹，洪水泛滥，那时的中国人早全淹灭了。后世的中国人，纪念夏禹，永不忘怀，便像夏禹没有死。立德好像最不关他人事，如大舜之孝，只是孝他自己父母，与其他人无关。但孝心是人类之公心，孝道是人生之大道，自舜以来四千年，中国社会不断出孝子，那些孝子，固亦各孝他们自己父母，好像与舜无关，亦复各不相关。但他们那一番孝心，则大家共同相似，亦都与舜相似，所以在舜生前他那六尺之躯早死了，但舜生前那一颗心，则好像仍活在人间，因此亦谓之不朽。而且较之立功、立言更深人，更直接，因此乃居三不朽中之第一位，最为不朽之模范与标准。
但孔子为何不称述叔孙豹那番话？据今推想，孔子只教人为人则尽人道，且勿管死后。对父母自该孝，若为求立德不朽而孝，那就此心夹杂，有所为而为，不得为纯孝。我只应一心求孝，我自应学舜尽孝道，纵使我不知有舜，我一心纯孝却与舜暗合，但不该为要学舜之不朽才来孝。活一天做人，便该尽一天之人道，且莫管死后，所以说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前，只是在人群中尽人道，乃始算得是一人。孔子之言人生，主要即在共同此一心，长久此一道，而总名之曰仁。至于拿弟忠恕，乃只是此仁心仁道发露之一端。人生即赖此共同之心与长久之道所维持。至于何人能在此人生中死后获不朽，似非孔子所计及。
孔子又说，有杀身以成仁，无为生以害仁。活一天做人，便该尽一天人道。若在人道上要我死，我便该死。我之死，亦为尽人道。死亦只是人生中一大道。若使人人不死，下面新人又何从能不绝地生。但在人道中则只该有人有道，不该于人与道之外别有一我。我是个人的，单一个人不得成为人。人道则是共通的。须得有了人始有我，我须得在人中称我。婴孩学语先能称妈，乃能称爸，然后乃能称我。苟若无人，何来有我。只要有此人，便该有此道。亦只因有此道，才始有此人。故我今日为人，便该有道。道应我死，我便该死。可见人之死，乃是为道而死。在自然之道中，人必该有一死。在为人之道中，人有时该自尽，自求死。死亦只是人生中一道。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若有了我见固执，必欲此，不欲彼，私意既生，自不愿死，死后犹更欲求不朽，岂不仍是一我见？而孔子用心则不在此。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即指的人生问题，死亦已在内了。死后如何，便可不问，故孔子不谈不朽，亦不讨论人死问题。
但中国孔子以下之儒家，仍然常称述叔孙豹之言三不朽，此只是退一步言之。只要不妨害到第一义，还可有第二义。孔子言仁，此是人生中第一义。叔孙豹言不朽，则已是第二义以下了。因人在人中生，还向人中死，人死后亦当还在人中。于是乃有所谓鬼神之传说。鬼神有两种，一是人心中之鬼神，一是人心外之鬼神。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亦不定说人死后无鬼神存在，此指人心外之鬼神。只说我敬他便是，此指人心中之鬼神。生前死后，既属两个世界，死后的世界我不知，则我敬他也就不必要近他。而且也与他无可相近。故孔子及儒家只重祭祀。祭祖亦仍只是尽人道。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我不与祭，如不祭。果使祭者之心不在，斯所祭之神亦如不在。必待祭者心在，斯所祭之神亦如在。可见死人之神，还是在活人心中，不朽亦只不朽在活人之心中。孔子曰，甚矣我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当孔子未衰时，周公之人格与其事业，即周公之神，日常活跃呈现在孔子之心中，如此则岂不周公在孔子心中，一如其长在。但到孔子衰了，周公人格在孔子心中之活动也退了。这里便有两边道理。似乎叔孙豹远去向那边说，而孔子则拉近来向这边说。固然亦实是一个道理，亦只是一个事实，但经过叔孙豹说，还得有孔子说，而经了孔子说，则可不再有叔孙豹说，但亦仍不害其有叔孙豹之说。
孔子又说：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若说鬼神即是道。亦可说，人能使鬼神在人间活现，但鬼神实是无法使他自己活现来人间。若如我们今天不信孔子之道，孔子之道也便不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活现。孔子早已死在两千五百年之前，哪里还有孔子之神存在。孔子所着重说的只是这一面。但若我们自己心念一转，只在我心上转念到孔子，则孔子之道乃及孔子之神，便如在我目前，亦如在我心中。叔孙豹说的乃是这一面。只要我们懂得了孔子所说；叔孙豹之说，便已包涵在内，说也得，不说也得。
后代的中国人兼信佛教。如说人生争衣争食，争权争利，到头死了一场空。这也未始不是。但既知死后一场空，何不生前不争不夺好好为人。叔孙豹所言之德功言，固亦是人生中之业，但不是自私自愿作恶业。能立德功言，至少已是诸恶莫作。若果死后有轮回，在六道中，至少亦必向上面轮回，决不至向下面轮回。所以人尽可在家作优婆塞优婆夷，不必定要背弃父母，抛离妻子，出家为僧为尼。果能信从孔子之生前，岂不与信从释迎之死后，还可两全其美。
更后代的中国人，又兼信了耶教。但信邪教，仍亦可兼信孔子。孔子教人孝弟忠恕，仁义廉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不在其生前，也已尽可能赎了罪。果使有上帝，有灵魂，孔子死后，他的灵魂也会奉召进天国。岂能因孔子在生前，未知有耶稣，未信奉耶稣教义，上帝也把孔子灵魂和魔鬼一般罚进地狱。那上帝岂不太偏狭，太自私了！所以在明清之际的中国人，一面信上帝耶稣，一面仍想保留孔子教孝祭祖祖先之遗俗，其先为梵蒂冈拒绝，但到今则此争持，也渐归平息了。
此刻科学昌隆，天文学生物学上种种发现，在西方有上帝迷失之叹。但在中国，若把孔子儒家所传的心性之学来体会耶稣的十字架精神，岂不反可更直接、更明白、不烦在上帝创世与降生人类的传说上来多寻证据，多作辩护，又如举世在衣食权利上奔竞攘夺，若有某民族某社会一意信奉佛教，群相出家离俗，为僧为尼，岂不将迅速自取灭亡。也只有如中国孔子儒家讲求修齐治平大道，先能自求生存，而亦并不背于释迎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那一套出世精神。佛家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又说：我不人地狱，谁人地狱。在今天，信中国孔子教义，也正如做和尚撞钟，也正是先进地狱，好救人出地狱。
三教精义，我不能在此刻深求，我再提出宋代理学家“吃紧为人”一语四字来奉献于凡信教人，信任何教，乃至不信教人，相与共勉。
作者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钱穆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教授。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秋天，钱穆答应了他的朋友在香港的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而办学有成，亦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赠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又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新亚书院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逝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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