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这个制度在建国后曾经中断了十余年，漫漫长夜，没有考试，倒是寒了全国青年的心。直到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紧闭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有多少人的命运被改变，他们想哭，但随即大笑。
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我们在这个城市不难找到。这群人，有的已生华发，有的正是社会砥柱。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却也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他们谈起当年读书的狠劲，能让后辈产生敬意。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更懂得路漫漫其修远兮，所以等我们采访完毕，便发现，高考之后的许许多多努力才真正改变着他们的命运。有人埋没至无声无息，有人却持之以恒，收获丰实。
命运的改变，既在一瞬间，也在一生中。
顾益康
从知青到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人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坐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做一个有关中国农业的访谈节目时，多少还有些拘谨。
和他一起参加节目的，是他早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当年的支部书记陈锡文。现在他在地方，老同学在中央，两个都是我国许多重大农村改革政策的提议者和文件的起草人。
在强光下，老顾和陈锡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这两个当年被政策抛弃又被政策救起的老同学，虽然不能像同学聊天那样随意地斜卧在宾馆床榻上感叹“民生多艰”，但他们还是坦诚表达了对三农问题的忧思：WTO后，“开弓没有回头箭”，分散经营的农民立足未稳，缺乏精加工和现代营销的能力，国外大量低成本、高质量农产品的涌入，国外资本挟技术、品牌、营销之优势，可能会逐步垄断利润丰厚的加工、流通领域，作为原料提供者的农民“增收空间更小”。
怎么让农民兄弟日子好过起来，一直是这两位当过农民的“七八级”人的一个梦，这甚至影响到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和讨论。顾益康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农业要进行区域分工，扬长避短；农民要有群龙腾舞的谋略和与狼共舞应对WTO的信心。顾益康说，起草班子36个人，七七级、七八级的，“起码占四分之一”，其中有顾的校友好多个，他这个当年的班长，可以重召陈锡文他们开班组会了。
现在他们在权力中心担心“农民的饭碗”，30年前，他们操心自己的饭碗。
上世纪的1966年，夏天了吧，顾益康在宁波柴桥中学读高三，住读，和现在的这些高三生一样正拼命准备考大学，饭堂边，已经贴满招生纸了。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锣鼓当当上了街，不断有消息传来，有关高考的是“要暂停，停半年”，“谁知这一停，就是12年，”老顾说。
四年后，断了读书念头的顾益康就近插队，四只眼，单薄身板，评他劳力等同妇女，日挣4个工分。
插秧、担粪、捻河泥，日挣工分到了十分，地也养人，一般年景，除了口粮，还有80多元的分红。站稳脚跟后，顾娶妻生子，还一度当上小队长，由他招呼村民下田。浑然老农般的他，本质上还有读书人的习气。每逢公社、大队要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他的心都会活一次，初中读了半年的去了，他这个高三读完的却一直没份，他又妒忌，又伤心。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那一年的高考也快开考了。当时他有一子一女，女儿小学一年级，他正往30岁爬，想起要考的三角几何，满脑子荒芜。
国家求贤若渴，才过了半年，又可以考大学了，而且不论年龄、不论婚否。现在也在制定政策的老顾，和许多七七级、七八级的人一样，对当年做出这个决策的人，对灵活具体地操作了这个政策的人充满了感激。
老顾现在还清晰记得和当年当村办小学代课教师的弟弟的一次“田边谈话”，两人互相鼓励要争气，要抓住机会给自己圆梦，回到城里去，回家去，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两兄弟决定去高考。
当弟弟考上了复旦，老顾考上了人大的消息传开后，村干部还有纳闷的，没见他们去复习啊，老顾说过“一天十个工分舍不得丢”啊，村里人不知道这家人的灯是天天亮到鸡叫的。
老顾最近出了一本论文集，《后记》上提到他感谢柴桥中学和他的老婆。他和弟弟主要靠外甥的几本教科书，激活和复苏了老三届厚实的底子，两个舅舅才能比外甥早一年进入了大学。她的妻子为他准备行装，跑回娘家，翻出了自己做姑娘时用过的书包，还腾出了做过嫁妆的铜扣儿的红木箱。老顾嫌红色难看，动手改漆成荸荠色。
重回学堂，天啊，一种死过一次又重生的幸运，一种旷日持久的饥渴，七七级、七八级中有些人读书，不是现在大学生可以理解的。老顾可算是代表。他的理论功底扎实，可以从背诵资本论的某些章节来说明，当时，尽管京籍的老师往往听不全他的宁波官话，可见他滔滔不绝的样子，总是给了满分。
从海淀进城，坐公交车4站，好像是3分，再坐，票价5分了，他一般提前从紫竹院下车，然后跑步前进。
毕业分到省农业厅后，他感觉和小年轻不好比，更要“跑着前进”。计财处没有多少活，完了，你可以闲着，但他闲不得，重新啃起了《资本论》。随着一篇篇论文发表，这个人很快引起了注意，毕业三年后，他已是省政府大院里一个处的处长了。
陶久华 钱杭生 鞠实儿
学徒仨
陶久华等三人要去读大学了，一起到第四医院体检，体检费陶久华付了，收费发票就开在了一起，用了“陶久华等三人”这个“抬头”。那是1977年冬天的事情，想不到陶把这张不到两元钱的发票，连同当年的准考证一起藏到了今天。
陶久华等三人中，另外两人一个是钱杭生，一个是鞠实儿，当年都住在城隍牌楼、白马庙巷附近。他们仨是紫阳小学、杭五中的同学，初中毕业一起进了当时的杭州无线电四厂做学徒。陶是水暖工，杭生开车床，实儿是钳工。当年只是初中生，怎么上了大学的？
陶回忆说，那时百姓穷，社会乱，我们总觉得国家不应该老是这个样子。社会要发展，知识肯定有用。三人互相鼓励，从来没有放弃过“想读书的念头”。做工人，工作要顾牢，陶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当年曾流行用公家材料做台灯等私活，他们根本不往眼里去。住在厂里，业余时间大都放在学习上，高中的课程全部是自学的，还想方设法到孩儿巷的教师进修学院、业余科大的夜校报名，学习英语和微积分。从机场路出发，骑车得穿过大半个城区。“想学总是有时间的，”陶说，当年高考的录取率低到现在人们不相信的地步，但是，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他们高中的课程已经自学完了，“不然实儿这个初中生哪里考得上数学系？”
陶从杭师院中文系毕业后，当老师、校长，从未间断过学习，1986年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统考，陶通过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成为星韵律师事务所（原杭州第二律师事务所）最早的一批兼职律师。从接一个刑事案子收费几十元的时期开始，他办过一些“轰动”的案件。当年梅家坞卢镇豪“投机倒把案”，就是他做辩护律师，卢被无罪释放。杭报记者曾为这写过一篇长长的通讯。
之后陶调到了省体改办，担任过处长、省政府证券委员会首席律师，还担任过中国证券委杭州特派办副主任，亲历和操作了从凤凰股份到浙江几十个知名公司的上市运作过程。工作有点分量，他更觉得要读点书，仍和早年一样喜欢看点东西，琢磨点道理。陶就读一所名牌大学的在职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修完博士生全部课程，是公认的学习认真、从不逃课的人。等他读完，有个变化想不到，社会上对官员读博士疑心重重，这类博士学位也有点滥，弄得他要不要做篇文章去拿博士学位，也举棋不定了。转了一圈，陶又转回到自己喜欢的律师岗位上了。
到今天，“文凭”这东西，对于当年这个学徒工而言，实用价值确实不大了。但说到“那年冬天”，他还是很激动，想起1997年中央电视台有过“恢复高考二十年”这档节目，有个细节，教育部门认为当年恢复高考，“组织工作来不及”，要求延期，是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亲自拍的板，要求当年就考。
陶久华当时在家看这档节日，马上给远在北京、广州的其他两人打电话，叫他们看，“看完交谈，语音哽咽”。他们庆幸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也算是参与者和得益者———三人77级一起考上，实儿、杭生分别考上当时的杭大数学系、历史系，后来，两人分别又去读了中山大学和社科院的研究生。实儿留校当教师，是那所学校第一批直接从讲师提升为正教授的人，现在头衔多了：博导、中国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是一个多次出席国际哲学年会，可以用洋话和洋人争论哲学是非的人；杭生多年担任金融系统领导职务，后调任驻英公使，目前是驻保加利亚大使。
莫小欢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遇上数学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
取消高考那一年，莫小欢7岁，刚刚要上小学。所以，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时，他是个基本上没有好好读过一天书的人。偏偏他天生好记性没处用，只好把样板戏唱词（包括过门）大段大段地背得滚瓜烂熟，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地唱个不休。
1977年3月，莫小欢眼前出现一线曙光，他听说快要有书读了。初中毕业的他抱着当时最流行的高复资料《青年自学丛书》，在家啃了几个月后，当年秋天和他几个哥哥一起入了考场。可惜的是，初试复试都过了，却未被录取。那年的录取比率差不多是40∶1。
落榜后莫小欢走了与他的哥哥姐姐相同的路，下乡。不同的是他随带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行李———翻烂的《青年自学丛书》。白天劳动，晚间看书，晴天劳动，雨天看书。莫小欢感谢湿漉漉雨绵绵的江南乡村天气，既给了他劳作过后的清晰大脑，又赐予他足够的复习时间。
那时知识已经不那么“臭”了，有一次在田间休息时，队长还让莫小欢给大家出了一道一元二次方程，就用树枝划在泥地上，一道题目长三丈，20多人一起解，几乎没人解得出。
1978年的高考时间回归了著名的黑色7月，但对于莫小欢，这个7月绝对是“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因为这成了他人生的拐点。这一拐弯，此后的路就笔直向前直指纵深。那一届，他所在的桐庐县罗山公社一共有40多人参加考试，其中30多个是当地的农民。公社包了辆大客车，载着大家去50里外的分水考点。那年莫小欢考了344分，当时的分数线是310分左右。3个月后的一天，他光脚站在玉米地里，邮局的人拿着信向他招呼，浙江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专业正好是他最倾心的数学，本科。那年他的几个哥哥也分别考上了大专和中专，他这个小弟，忽然间站上了家里的制高点，让父母欣喜若狂。他那当教师的父母是如此的信奉“惟有读书高”啊。
可能是招的学生一下子增多，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教室与教师明显不够。大一时，他们的教室其实是一间健身房，物理老师是从东阳中学请来的。不过，这种情况在大二时就得到了改善，很多被下放的大学教师都被陆续请回了学校。莫小欢说，他所在的数学系78（2）班，一共有50人，最小的16岁，最大的30多岁。那时的学风好得令现在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打个过分的比方，一个个就像从蒙昧的牢笼里获得大赦的囚徒，那真叫如饥似渴。
人最幸运的，莫过于找到了仿佛为之而生的终身不渝的事业。莫小欢找到了，而且在17岁就找到，从此不再彷徨。因此，几十年过去，他的思维在数学之外还是那么单纯无邪，令人羡慕。本科毕业后，莫小欢连续读了数学系研究生、博士，还成了博士后，现在，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莫小欢说，要不是数学，我这人真不是别的材料。的确，莫小欢别的能力都不敢恭维。论口才他说不过上中学的一口京腔的儿子，老婆让他从食堂打两人的饭菜回家，他为省时间边走边吃，走到家刚好吃掉50%，剩下的50%一片狼藉，也只有恩爱的老婆才咽得下去了。
另一桩幸事是，莫小欢这位痴迷于数学的人在南开大学遇到了数学高人、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的指点，在他的帮助和推荐下，去美国研究“芬斯勒几何”。“你知道吗，芬斯勒几何是数学领域中最迷人、最光彩、最引人入胜的部分。爱因斯坦认为，宇宙中光速最快，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所发现了比光速更快的物质，芬斯勒几何是是解释这个速度的。”说起数学，莫小欢语速明显加快语气充满激情，忽然间口若悬河。
我们的世界是建立在数学之上的，比如，400多年前的关于琴弦振动的一个数学方程，诞生了电视机；比如，我们看电视时，画面的三维几何和传送信号的编码靠的是数学。有句话说，如果把数学从我们生活中抽走一天，人类文明的大厦就会坍塌。但不像文学、音乐有众多欣赏者，闭门精思的数学家往往是孤独的。关于克服孤独这一点，莫小欢说他有自己的方法，那就是数学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莫小欢还有未被开发的音乐天赋，他曾参加过北大校园的男声四重唱。听听他的比喻：“在国外，每天都有下午茶时间，研究所的人坐在一起，谈自己国家，谈旅游，当然更多的是谈数学，这种感觉，就似在台上合唱。现在大家分开了，但我已经喜欢上这种方式，有什么想法或与周围的朋友说，或与远方的朋友说，当我的一个声部与大家的声音融成无比美妙的旋律时，那是多大的乐趣呀。”前年，莫小欢的芬斯勒几何研究，荣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但莫小欢对自己并不满意：“你瞧，在北大，人人都在往前走，路很长，发展空间很大，我停不下来的。数学里，那就叫无穷大。”
朱敏 美国WebEx公司总裁
在农村，在硅谷，都不能认输
美国WebEx公司总裁朱敏的成功经历非常艰辛曲折。有一次，他用杰克·伦敦的小说来表达他强悍的难以被打倒的精神：“一个在雪地中跟恶狼拼斗的人，最终获救时，已经失去了人形。天下没有什么吃不了的苦，在农村，在硅谷，都不能认输！”
朱敏是宁波人，1969年高中毕业后在宁波郊区插队，在当地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太太是高中时的校友，比他低一届。那时候，一个男人干一天可以挣一元人民币，可是农民认为朱敏抢饭碗，硬说他种田技术不行，给他的报酬比一般人都低。向来不甘人后的朱敏于是参加拉硫酸等危险物品的运输队，学会了建筑手艺，甚至创办过小型的农村企业。1976年，朱敏被调到宁波市内一个建筑工程队当工人。单位没有房子，于是他向朋友借了400元钱买下一小块地，凭借在农村插队时学会的技艺自己动手盖了一所房子。
30岁时，朱敏赶上1977年高考末班车，考入浙江大学机械系。那时候，从学校回家，为了省一元五角钱，他常坐的是运牲口的篷车。毕业后朱敏被分配到一家冰箱厂工作了一年，1982年考上了浙江大学管理系研究生，两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公派留学名额，赴斯坦福大学攻读。
在美国，朱敏走的是一条不同于一般留学生的道路。其他留学生住校以便学习，朱敏刚来就住在校外，找了个公寓管理员的活。因为这样他可以有一套免费住房，让太太与孩子一起住下。那时候，别人做清扫工作要价10元钱一小时，他4元钱就接，什么活都干。
朱敏边读书边打工，几年后买了一套小房子，然后在院子里种刀豆、毛豆、豌豆、扁豆，还有果树。夫妇俩每积攒了几百元钱就去装潢用品店买材料，接着看书画图扩建自己的家，到后来，花园里结的桃、杏多得吃都吃不完。
有一年，IBM公司在斯坦福招聘一个电脑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当时正在假期中找工作的朱敏虽然一点儿都不懂电脑，但也硬着头皮去找教授。教授不知底细，只知道他学习成绩很不错，就让他加入研究项目，并给了一大堆说明书和相关资料。研究中，朱敏经常会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但怕露出马脚，也不敢问别人。幸亏儿子在斯坦福大学读电脑专业，他一边请教儿子一边干，一年后圆满完成了课题研究。
1991年，朱敏放弃一份薪酬优厚的工作，全凭一腔热忱和过人的胆识，和朋友共同创立FutureLabs（未来实验室公司）专门进行网络技术研发。创业初期，他不但不拿薪水，有时周末还要到别人的公司打工，为自己公司的员工发薪水。经过三年艰苦努力，未来实验室以1300万美元被一家大公司收购，作为创始人之一，朱敏得到了300万美元。
朱敏并没有一劳永逸闲下来，他准确地预见到，他一直致力研发的网络会议系统技术一定会有很大的市场需求。1996年，朱敏毅然再次投资创业，担任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全力开发网络多媒体会议系统，也就是现在的WebEx.com。
这套系统可以提供与会各方应用程序和文档共享的功能，可以进行即时文字声音或图像对话，甚至对其他人的电脑界面具有遥控能力，并提供多种实际应用方案、多媒体会议、呼叫服务、现场演示、远程教育、协同工作系统等。例如，双方分别在北京和硅谷参加网络会议，一方的银幕上显示什么，另一方的银幕上立刻也有显示。
2000年，WebEx在纳斯达克上市，到目前已经拥有9000多家大企业客户和成千上万的个人用户，其中包括世界财富500强中的大部分公司。硅谷知名的IT公司，几乎都是WebEx的客户和合作伙伴。
朱敏一直在不停地向前跑，平时加班是寻常事，十多年来基本没有休假。每次到中国，也是半夜抵达半夜就开始开会讨论。虽然经常去北京，但他竟没有时间去登长城。问起这些，朱敏说：“我18年没有休假了，我一生的假期，都在农村的8年中休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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