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依法治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几天的“18岁生命的终结，18年后平冤昭雪”的“呼格案”让依法治国推到了风口浪尖。
对于“呼格案”来说，同样的证据、同样的供词、同样的公检法系统，为什么在这18年前后的判决结果却一个是“死刑，立即执行”，另一个确是“彻底无罪”，让我们深思！难道是呼格吉额图父母18年来的不间断的上诉，得到了某高层领导的同情？还是往日那一丝丝破绽百出的证据，日益摆在大众面前，让整个司法系统如坐针毡？又或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司法系统为切实做到“公平、公正”应势而为的自我追责行为？……
近几年以呼格案、浙江张氏叔侄案、赵作海案等冤案的频繁出现，都暴露出我们公检法系统的不足：没有出于对客观事实、真相的尊重，没有出于对每个生命的敬畏，没有出于对法律的敬畏，没有出于对自身职责的尊重，更没有能与上述各项尊重与敬畏相匹配的司法机制系统。如果说呼格案是因为18年的“严打”使得司法的公正被弱化，造成冤案；而今的“平冤昭雪”我们不希望是出于“依法治国”的压力而不得已的纠错；虽然此压力下的纠错有胜于无，但我们更希望是：司法系统本身已深刻明白了法律或者法治对于公民生命、财产、自由等各项权利的本质理解上的自我完善与革新。
诚然，我一直也认为，无论是何种法律都摆脱不了是统治者的管理工具之一，但只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才会让这个国家趋于稳定。而不和谐最原始的激发源头则是来自于一个个人的内心中的不公平、不公正感觉的汇聚。不可否认，感觉是主观产物，必然因个人的世界观不同而各有差异性、局限性，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有的不公平、不公正来自于社会分配体制、法律保障体制等。而这些冤案的频繁出现，就是对不公正、不公平的最好体现。诚然，世间永远不存在绝对的公平，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让这些不公平减少或者程度降低到某一程度内。18年前，在明显的证据矛盾面前，公、检、法各环节能畅通无阻，而冤杀一个正值大好年华的青年，明显是一种对真相的不负责、对生命不负责的渎职行为。如果说“凶手”因对被害人的生命不负责以及对自己行为不负责而杀害了被害人，受到应得的法律制裁理所应当，那么司法人员若因为自己的对生命的不负责或者渎职，而造成了非真凶人身权利的伤害，就能避免承担相应的刑责么？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禁要问，是何种外衣有了这种护身符功能，是不是纵容了可随意剥夺别人生命的权利，是不是一种不公正行为？
我们有幸看到的是，对于“呼格案”国家在积极进行赔偿的同时，内蒙古高院、检察院、公安局迅速启动了追责行动。12月17日下午，18年前“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志明，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让大众的心稍宽慰。但是对此我们还应该保持清醒，无论是出于什么初衷或者原因的追责必须出于对事实、真相的尊重和对生命、法律的敬畏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出于在特定环境下或者压力下的不得已之举；同时还需防止“浙江张高平叔侄案”追责再无后续消息的现象出现。而这一切能否做到，需要公开，让大众来监督和评判法律对于同样的事件、不同的对象是否付之于同样的刑责。“公平、公正、公开”是依法治国后续之路的核心。
同时还必须看到，真正的对生命的敬畏，不仅仅是“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给真凶公正的裁决以儆效尤，而给受害人及其家庭以物质、精神的安抚与慰藉才是更深层次的内涵。谁不想一家人能平安幸福的生活；谁又想自己被冤枉，让家人平添精神包袱？但我们既然脱离不了社会，就必然脱离不了冲突，甚至会受到人身伤害。我们只能做到让冲突或者受到的人身伤害越来越少，以及让已发生的冲突或人身伤害在法律准绳下得到公平、公正的裁决，让受害人及其家庭得到应有的补偿，让他们得到慰藉，抚平其伤痛，能继续在这和谐的大环境中，以和谐的理念和法治理念生息下去。
“迟到的正义会让正义大打折扣”，但有正义的存在远胜于无。随着依法治国理念与行动的深入，我们的正义会越来越准时、及时，甚至让非正义越来越少。（作者：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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