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是一本可能让很多人大受打击的书，因为它企图用大量事例来证明：成功主要不是靠个人禀赋和努力，而是社会环境与机遇。
它举出的事例有：加拿大优秀的曲棍球运动员几乎都出生在一年的头三个月，原因很简单，因为该国曲棍球联赛的注册时间是 1月1日，也就是说，下半年出生的孩子由于小了几个月，自然在体力上差了一大截儿，哪里是竞争对手？
大名鼎鼎的披头士乐队，1964年登陆美国，大放光彩。可你知道他们到美国之前已经演出了多少场吗？1200多场！特别是在汉堡无休无止的演出，让他们攒足了经验，也捣鼓出许多新东西。这一切开始于那个汉堡的俱乐部业主，他原想到伦敦挑选乐队，却刚好碰到了一位利物浦商人。
还有比尔•盖茨，他在从哈佛退学创业前已经编了7 年程，这7年中他遇到了9大幸事，包括进入1968年就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的湖边学校；“妈妈俱乐部”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资金快用完时又有同学的父母邀请他们周末为自己的电脑公司工作等等。
馅饼都砸在人家脑袋上了！
这样的书，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深刻的片面”。看到比尔•盖茨的时候，我差不多决定不看了，毕竟不是每个在年初出生的孩子都成了曲棍球明星，盖茨的同学中不成功者也有的是吧。
牵动我看下去的，是《异类》极为丰富的资料和轻松好看的文字风格。从美国电视真人秀中那个智商高达195的兰根（爱因斯坦的智商才150！）的故事，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特曼对1400多名智商在140以上的“天才”儿童的追踪研究，渐渐地，好像蜘蛛织网一样，作者将我们对“成功”这事儿的理解，转向了不同的维度。待看到作者对几次空难的分析时，我想我为这本书付出的金钱和时间值得了。
说到飞机失事，你一定会联想到恶劣的天气和机械故障，或者干脆就是恐怖分子。你一定不会想到，不同文化带来的沟通不畅，居然也是飞机失事的重要原因。作者引用“黑匣子”中对话，告诉我们在1990年哥伦比亚阿维安卡52号航班，1997年大韩航空公司801航班到底是怎么坠机的。正是“高权利距离指数”，使副驾驶与机长、飞行员和空管之间未能进行有效沟通，使飞机一次次丧失了从灾难逃脱的机会。
所谓的“权利距离指数”（我以为应该翻译成“权力距离指数”，在此按照书中的引用），是指一种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在低权利距离指数国家中，权利会让拥有它的人感到尴尬，并且这些人始终都企图低调行事，说白了，权利拥有者会更愿意做公仆。而哥伦比亚和韩国，恰恰都是“高权利距离指数”的国家，在这样的文化中，下级对上级（或自认为需要尊重的人）要用舒缓语气说话。因此，即便在紧急情况下，黑匣子记录下来的对话，也充满了暗示、提问和建议，而不是明确的要求。
我不知道对个人而言，是不是也有“权利距离指数”高低之分。我相信，或者说我观察到，许多成功者都有一种特质，就是他们可以坦然地表达自己的需要，坚持应该坚持的原则，不管他们面对的是大人物，还是群体的压力。
当然，这样一种特质，按照《异类》作者的说法，来自于家庭的“协同培养”。这样的家庭大多为中产，会给孩子创造许多课堂之外的机会，也鼓励孩子畅所欲言。
中国刚刚诞生了第一代“中产”，所以你即便不出生在中产家庭，至少还有机会来“协同培养”你的孩子，让“文化”渗透到孩子的成长中来，或者那是更为可靠的成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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