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说明了为什么要寻求文化中的共通价值,它又为什么可能,如何实现这种可能。提倡国学、主持编纂儒藏的汤先生提出“知识为体,中庸为用”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体与用,这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我这里想强调的则是,如何自觉意识到每一种特定的文化都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或非普遍性。
纵观世界各大文明,各大文化系统,都各有鲜明特色。以人的知、情、意来衡量,它们在各不同文明、文化系统中,地位就很不一样。康有为清末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时,就发现近代西方文化中的智力、知识的发展居于中心地位,而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智力、知识的发展从属于仁爱之仁。辜鸿铭则认为近代欧洲文明实际上是机械文明,而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心性文明,各有长短。
以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不仅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各有其独特构建,即使是同一时代,同为汉族,文化上实际也是“多元一体”。儒家的“老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法家的“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道家以“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三者的着眼点就很不一样,它们都同属于中国文化,都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社会基础,有其生命力。
康德强调要明了人的认识的限度,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只在这一限度内时为可能。其实,我们的孔老夫子早就一再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子也早说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大学》中强调:“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佛教经典中常说:世间一切法,生灭迁流,刹那不住,谓之无常。据此我们便可知道:只有能清醒意识到自己所能达到的限度,才能虚心地学习新的东西,才能积极吸取其他文明、其他文化优秀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提升自己,自己才能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上每一种文明,每一大文化系统,都曾经而且会继续对人类的成长有所贡献,就都具有普遍意义。反过来,也因为自身都有特定界限,有特定不足,即汤先生所说的“第二次启蒙”,尊重他者,尊重差别,方才能勇于和善于从别种文明、别种文化中吸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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