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美德与培育公民道德

传承中华美德与培育公民道德

王殿卿

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由中华文化、中华美德及民族精神三维构成。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文化与民族共生共存，只有民族文化的复兴，才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道德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灵魂，也是民族的价值观，更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美德，才有可能养育起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态势中，中华文化正在逐步摆脱百年以来的被动局面，她将随着中国的强大再次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为此，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将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要从传承中华美德开始

中华美德是未成年人应该具有的基础道德，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要从传承中华美德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这是讲道德教育与建设的历史继承性，也是未成年人道德成长的“根”与“源”。

中华传统美德，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她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她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规范着每个中国人。是她使得中国人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她培育了历代众多的志士仁人，是她发展为当代无数革命先辈与先烈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是她使得中国成为“礼仪之邦”，至今仍然是东亚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精神之源，是她被世人视为建构21世纪人类共同伦理的重要资源。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昨天的中国，是一个古老并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国。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珍品，有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这些传统美德对家庭、国家和社会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华传统美德与中华传统文化曾经被当作批判、打倒和革命的对象百余年。这就使得在两三代国人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中华文化与道德的失落与偏见。而今，要真正地做到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中化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就必须改变以往的文化思维定式，建立新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尊；就必须建立坚信中华五千年文明精华多于糟粕的文化观；必须建立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对民族的文化只能建设不能“革命”的文化建设观，必须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历史有一个唯物辩证的发展观。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推陈出新

中华传统美德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个因时因地不断发展变化、生生不息的“文化灵魂”。

尧舜时代，中华道德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尧、舜、禹的相继“禅让”，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一种“选贤任能”、“立君为国”、“心系黎民”、“只为苍生不为身”(屈原诗句)的政治伦理。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矣”，表明当时“孝德”已经成为公认的道德规范。“孝德”的形成，标志中华道德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又超越了家庭，当时已经有了“孝亲”、“爱民”、“治国”三个层面的伦理道德，这三者内在的统一性及其客观规律性，被五千余年中华道德发展变化的实践所证明。

夏、商、周“三代”，商因道德腐败而亡国。周代上下800年，以“礼乐”治国、平天下，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礼制”体系。“礼”成为调整尊卑贵贱、上下左右人际关系的规范。“我周公，作周礼”，周代已成为一个礼的社会、礼的国家，为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开出先河。

春秋时期的齐国，不仅成为当时的霸主，而且道德文化也有了高度发展。管仲(?～前645年)不仅帮助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改革，使国家得以振兴和强大，而且对道德在治国中的价值提出了新的主张。他以为，人的道德行为与其经济生活状况有直接关系，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又曰“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易治，民贫难治”，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他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如果全国上下“绝礼”、“绝义”、“绝廉”、“绝耻”，人民就会失去正直的本性，民众的思想就会反复无常，社会就没有了法度，社会风尚就会遭受危害，国家必然灭亡。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华道德发展的新标志。礼、义、廉、耻“四维”传至当今2600余年，历久弥新，仍然是当代“以德治国”的核心内容。

春秋末期的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在承继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创建了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当时社会的主导道德规范，仍然是自周以来形成的“礼”，而不是“仁”。孔子本人的政治主张是“吾从周”，其道德理想是用“克己复礼”改变“礼崩乐坏”的时局，在“仁”与“礼”的关系上，他主张“内仁外礼”。在“礼”的政治价值上，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之用，和为贵”，能使人际关系和谐是“礼”的最高价值，他认为所有的人都要学礼、懂礼、行礼，否则就不能立足于社会，这就是“不学礼，无以立”，他要求学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算是一种道德修炼的真功夫。综观孔子以“仁”为中心的道德哲学，他集千年中华道德智慧之大成，是“周人道德之代表”。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他的“仁政”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国家)次之”，为后世“民为邦本”等政治伦理奠定了思想基础。他在哲学上提出了“性善论”，为道德及其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他首创了“五伦”，提出了“四德”：仁、义、礼、智。他将“仁”列为首位，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将“礼”降到第三位，表明周代以“礼”为首的退位。将“智”作为一德，也是对孔子智、仁、勇“三达德”的一种继承。他认为“四德”源于人的“心”，于是提出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辱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他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有无“四心”乃人与禽兽之别也。他还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与气节的标准，对于中国人形成独立的意志与人格，对形成中华道德精神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观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早于孔子百余年，孔子早于孟子百余年，先后经过300余年，完成了对周代以“礼”为核心社会道德的“推陈出新”。从“四维”到“四德”，为后世千年中华伦理道德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到了汉代，中华伦理道德进一步系统化。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只是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可见“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准则，若世人皆不守信，社会生活就难以维持，以致造成社会混乱。从此，自春秋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这五种道德规范，才真正成为被官方认定、推向社会并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

到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益稳定与发展，“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祥和与稳定等功能日益突出，“家”乃国之基，“家和万事兴”，因此“齐家”，家庭与家族的凝聚也就日益重要。多子女大家庭中的人伦关系，已经不仅需要纵向伦理的“孝”，更需要调整横向伦理的“悌”，有了纵向的“父慈子孝”，又有了横向的“兄友弟恭”，建构一个纵横交错的家庭伦理十字架，就有可能实现“家和万事兴”。“家”是“国”的细胞，只要这个细胞健康而充满生机，整个社会、国家就有可能祥和稳定、发展繁荣，“家固而国宁”，故宋代在“家”与“国”的辩证关系上，突出“孝悌”，并将其置于“忠信”的前面，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造。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建构，是对中华道德的新发展，它一直影响到明清，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

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弱势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这“八德”，调整了“孝”与“忠”、“家”与“国”的位置，表明民族和国家高于家庭的观念，既是对古人“教孝即教忠”的继承，也适应了现代“国家至上”的价值观。中国在宋代以前，没有“亡国”意识，只要“家固”便可“国宁”，故有“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到了近现代，西方列强是要吞掉一个个的“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血和泪中领悟了“国破”必然“家亡”的真理。因而，各国人民的“国家观念”、“爱国意识”不断强化。孙中山立足中国、面对世界，顺乎历史潮流，将“忠”，也就是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放在首位，建构“以国为本”的中华伦理道德观，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华道德发展的历程表明，以孟子“五伦”为标志，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千年之后，宋代以“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又过近千年，清末民初，孙中山以新“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国为本”的伦理道德观。“三个为本”分别成为不同时期道德教化的着重点，反映了不同时代对道德发展的必然要求。

而今，中国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相继提出“三个主义”和“三德”，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进而又鲜明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人”、“家”、“国”，这“三个为本”在当代的辩证统一，必将反映当今人际关系的新伦理、新道德，并作出新概括，从而建构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在新的千年推动中华道德有新的发展。

中国传统道德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道德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基本道德规范数量的增减，也有每个道德规范在不同历史时期自身内涵的丰富与发展。一些恒久不变的道德规范，是由人类社会生活长久不变的内容决定的，即使这些似乎“千古不变”、相对稳定的道德规范，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自己的内涵。因此，每个历史时代的中国人，都有继承前人道德智慧的责任，又有“推陈出新”发展中华道德的义务。

传承中华美德与落实公民道德规范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20字公民道德规范的面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建设的新发展，也是对中华美德的新承接。

“爱国守法”中的“爱”，是一种“情感”，这种“爱”的情感来源于“亲情”的“孝”。“孝”乃德之本，在亲情“爱”的基础上，才逐步形成：爱人、爱地、爱天，爱己、爱群，爱家、爱国、爱天下。从个体道德品质形成来看，讲“爱”必先讲“孝”。

“明礼诚信”中涉及到中华美德的三个“德目”，“礼”、“诚”、“信”。突出诚信，是公民道德规范体系的时代特色。诚信建设，要从开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资源当中去寻求智慧。诚信，是儒家道德体系的基础，诚者，天之道；思诚，人之道。诚，是真实无妄，是道德的根本，是人间之常道；信，是重诺守信，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诚信之道，是求真务实之道，是人、集体与国家尊严的体现，是“立人之道”、“立政之本”，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黄金律。要极大地提升公民对诚信品德的认同度，要建立维护与建设诚信的相关制度，以营造当代中国诚信之道。正是因为诚信如此重要，党和政府才明确提出，公民道德建设要以诚信为重点。

“团结友善”体现了中华美德的“宽”与“恕”，这是“多元”社会与国际环境所需要的。

“勤俭自强”，体现了“勤”、“俭”、“廉”与“耻”四种美德。因为“勤以养廉”，“俭以养德，知耻近乎勇”。“耻”是个人的“脸”，是人的尊严，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无耻，何谈自尊自强?

“敬业奉献”，体现了“忠”与“义”。“忠”的本质是“责任”，尽职尽责，忠于职守。“责任”，是“敬业”的灵魂。“义”是追求、是气节、是利他，奉献是“重义轻利”、“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根据上述解释，20字公民道德规范之中，就至少包涵了“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勤、俭、宽、恕”等中华美德中的12个基本“德目”。因此，2001年国家颁布的“20字”公民道德规范，是中国人用了50余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经历了反复探索的历程，终于形成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公民道德规范”新体系。这也表明，传承中华美德与落实公民道德规范具有内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