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大学校门，却在走出校门时面临窘境
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要想在迈出校门后毫不费力地找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实属不易，王朝晖就是一个例子，30岁的王从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毕业。该大学是中国顶尖的农业学院。他获得了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在中国政府致力于增强国家科技竞争力的今天，他完全可以发挥优势，找到合适自己的定位。然而，毕业已经几个月了，王还在大学、研究中心和生物科技公司中间找寻职位，迄今为止一无所获。他说他的很多同学都面临着同样的境况。他预感到自己期望的月薪725美元可能的确有点儿不切实际。“我很失望”，他说，“我已经降低了自己的期望值，但看来还得再降低要求。”
在世界其他地方，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找不到工作是很正常的。但几年前，中国一直都是例外。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4%左右的尖子学生才能进入大学深造，那时候，体面的白领工作俯首皆是。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公立大学迅速扩展，不仅学校本部扩大，还在全国各地建起分部。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都在中国南方繁荣的海滨城市珠海建立了分校。国内或者外国的私立学校也在逐渐发展壮大。
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中国有超过17%的适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从2002年的150万激增至今年的280万。到2016年，大学毕业生数量预期将达到340万。“中国的飞速发展就像火箭腾空，”香港大学教育系主任马克·布里说，“大学毕业生层出不穷。”
问题是，就算在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中国，也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满足如此庞大的毕业生群体。这也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面临的一个新问题。9月28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林蕙青司长告诉记者，今年的毕业生大约有30%找不到工作，急剧增加的毕业生数量增大了就业市场的压力。
为此教育部正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其中包括：鼓励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自己办公司，让当地政府为这些将来的企业家们提供贷款资助；还号召年轻的毕业生们参与西部大开发，把繁荣带进西部。去年，教育部和共青团发起了一项类似宣扬和平的项目，鼓励毕业生去中国西部贫穷地区工作。据媒体报道，有超过1万名志愿者在该项目上签名，表示愿意支援西部。
偏爱大城市
对绝大多数毕业生来说，去偏远地方工作并不实际。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他们想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生活得舒适一点儿，多挣点儿钱。“在类似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我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张晶说。她今年27岁了，刚从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校区新闻专业毕业，目前做兼职老师，月薪100美元。“在大城市，工资和工作条件比小城市要好得多。”
大城市往往也是当地知名品牌和著名外国大公司的所在地。问题是，这些公司急需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他们“来中国不是为了寻找刚毕业的大学生”，德意志银行分部的经济师马骏说。他指出，公司需要有经验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新毕业的学生比比皆是，一旦公司决定录用其中一些，结果往往会供大于求。去年，甲骨文公司宣布要招聘23名新毕业的大学生在北京和深圳的软件开发中心工作，结果有超过4800人报名。
大学生供大于求更加表明，对中国而言，要实现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绝非易事。以前，大学生们如果不愿意在新生的私营企业工作，他们肯定可以在政府各部门或者国有企业找到适当的位置。随着机构精简，这样的安乐窝再也不会有大量供应了。
此外，国家政策的缺陷也令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为避免中学生大军过早涌入劳动力市场，国家宣布在高校实行扩招。这样做，对很多中国年轻人来说只是推迟了面临就业压力的时间，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大学扩招对中国的发展也很关键：能够拥有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大军对中国跻身第一世界的行列至关重要。就算中国拥有17%的在校大学生，但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校大学生比例往往达到40%或者更高。高等教育的普及将有利于劳动力升级。目前，广州等城市正在把各自发展的重心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服务行业。
可是，目前像王朝晖这样的毕业生越来越感到焦虑。王说他正考虑去美国做博士后。他说：“自己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找工作，很不值得。”当然，去美国的签证也越来越难办，出国也并不是一条坦途。在寻找和自己的技能相当的工作过程中，中国受了高等教育的精英们肯定还会遇到更多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