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学校成立的组织，归第三司令部管。由于我平时在同学中的“威信”，很自然就被选作了所谓的“军长”。当时，我管辖了160多个队员。我们在大教室里，把课桌排成长龙，我经常坐在前头训话，安排刻钢板、蜡纸，印传单，开辩论会，三天两头地带头到通化市的转盘街搞游行。此时的成长环境与传统的道德渐行渐远了。
我在不正常的运动中发挥了我的组织、动员才能，少年的我自然没有意识到这种运动所蕴涵的深层次的东西，只感到空前的光荣，我能为毛主席做事情了，我要成为真正的英雄人物了。
父亲毕竟是过来人，他看出了这其中不正常的一面，为我的未来深深感到担忧。那时父亲已经退休了，他怕我这样下去会被毁掉，所以坚决让我跟着他学木匠。父亲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我离开那个环境，并把他一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
父亲在当地是颇有名气的，退休之后，还有不少搞基建的来请他做监理。打小我就经常跟着他去工地，早就熟悉了那种忙碌的工地气氛，了解了一些做工匠的基础知识，对木工也很感兴趣。于是，我听从了父亲的劝告，跟着他学木工、学基建。学木工的时候父亲说：要学就好好学，要不就干脆不学，决不能应付了事。我说：爸，你放心吧！你儿子什么时候应付了事过？于是，父亲在整个传授过程中对我耳提面命，我对自己也格外要求严格，从使刨子、用斧子到制作模型、画图，我都认真地一一学会了。
就这样我当起了木匠，直到现在我的手艺都没有忘，比如说外件从制模到放大样、到画图，我都会。我从三级工开始做起，一直做到七级工。我记得很清楚，那时三级工一天能赚186元，四级工一天能赚221元，五级工一天能赚226元，六级工一天能赚362元，七级工一天能赚372元。这些钱我都赚过，最多的时候100元都赚过。
我从小就过的是穷日子，知道赚钱的不易，所以从不乱花钱。不管赚多少钱，包括一个月赚100多块钱的时候，我都一分不少地交给父亲。
在基建工地上，从开挖地基到砌砖抹灰，从打圈梁到高楼封顶，父亲深入浅出的指导再加上我的悟性也不错，不管什么活我只要一看二看，就能琢磨出门道，三看就完全会干了。
和父亲在一起干活的日子，活儿都是我干，老爷子就是在一边喝着茶水，指指点点，干出来的活竟也都是一流的。
有一次，跟着父亲到离通化几十里的乡下给人家做家具，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一家是个有历史问题的“黑五类”。我们要经过当地公社保卫组的批准，才能给他们家打家具。我们父子俩进村的时候，也受到保卫组的审查，确认我们不会跟他家搞“反革命串联”才允许进到他家。
到了他家，见到一位老人，拄着棍子，在他儿子的搀扶下，告诉我们要打什么样的家具。这个老人，一见面就让人觉得气度非凡，决不是什么普通的农民。
父亲和他坐在炕上唠嗑。原来这个老人是清朝建立后，留守东北看护龙兴祖坟的皇族后裔，当年在通化也是个名人。光绪末年，曾被官派到日本留学。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后，就在通化教书。到了伪满时期，他当过一任税捐局长，因为和主管的日本人闹翻了，一气之下辞官回家。在国民党占领通化时，他又当了一个多月的副市长，虽然只是挂了个名，却给他后来带来了大灾难，他被认定为“重大历史反革命分子”，下放到农村改造，成了这个村的头号“黑五类”。
在我干活的时候，两个老人谈得越来越投机。到了晚上，父亲把我喊过去，那个老人把门窗关好，窗帘拉上，从炕席底下拿出一本线装书，这本书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周易》。
父亲对《周易》也有所了解，两个人算是遇到知音了，所以才能谈得那么投机。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个老人是个高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有较深的理解。他研究《周易》是从日本回到通化，得到玉皇山一位老道士的真传，所以才把我招呼过去听他们的谈话。
他认为只有把《周易》研究透了的人才能知道，古人用《周易》占卜是探求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用以富国强兵。后来有人来拿《周易》算命、求财，那是瞎子们混饭吃用的。
这个传奇的老人成了我读《周易》的启蒙老师，正是听了他讲的“太极图”和“阴阳八卦”，我才对《周易》有了初始的了解。回到家里，我跟父亲也在一起探讨过，终因条件所限，加上年纪太小，没有太深的理解。直到改革开放后在书店里能买到《周易》时，我才开始系统地研读。
《周易》中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对我的启发很深。其实，这两句话就是做人的标准，但不是做普通人的标准，是做个正人君子的标准，要想做君子，就得自强，就得厚德。
从此，这两句话也成为我的人生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