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兄弟几人一直勤于劳作、乐于助人，并且安分守己，即使饿着也绝不会去拿别人的东西，而且也会尽量把自己吃的分点给那些挨饿的人。

　　由于母亲从医的缘故，幼年的我就觉得治病救人真好，对医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止一次幻想着自己将来要做个神医，要研制出一种包治百病的药、一种长生不老的药。这虽然只是我儿时的想法，但就是这天真的想法促发了梦想的萌芽。

　　母亲对于治病救人的虔诚，更是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她给病人抓药、煎药，常常都顾不上给家里人做饭。母亲经常说，药是治病的，不能出一点差错，抓错一味药可能就是一条命，一味药不足，就达不到治病的效果，甚至会加重或延误病情。碾药、煎药更是马虎不得，火候不足，药的浓度就不够；火候过了，药里面的杂质增多，有害成分就会进入药里面。

　　然而，当我父亲中风病倒时，母亲竟然束手无策了，她心急火燎却使不上力，当时的药没有明确标准，手里拿着治病的药方，要找到一种真正见效的好药却十分困难。

　　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记得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我下班的时候看到家门口围了很多人，觉得可能出什么事了，就赶紧往家里跑。进家门一看，我父亲躺在炕上，单位领导围了一圈，原来父亲中风了，导致半身不遂。当时按照医生的嘱咐是要吃安宫丸，但事实上安宫丸性凉，中风应该吃人参再造丸这样性热的药，才能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所以，当时的用药是用错的，反而给吃严重了。

　　父亲病倒了，全家人心情都很沉重，那种痛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难受。我们到处求医问药，只要听说有一种药能治疗父亲的病，绝对不惜血本，甚至连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都信过。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0多元钱，经常一抓药就花掉七八十元钱。有一年春节，和亲戚唠嗑中听说有位老中医治疗中风很有经验，我马上骑着自行车冒雪去找。骑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打听人家早搬城里去住了。后来又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那人请到，可结果也就那么回事，还是没起到多大作用。花钱、出力、受累，我都不在乎，关键是用了药病情不见好转，这就让人心里堵得难受。梦想当时要有一副管用的药该有多好。

　　我看着劳碌一生的父亲就这样躺在了炕上，病痛不时发作，满头大汗，却硬忍着一声不吭。这样的情景，我真的不愿再回忆了。

　　如此几番，我疲于求人了，自己买了几大本医书，对中草药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光是笔记就记了几大本。

　　渐渐地，我终于找到了能够治疗父亲疾病的可靠方子。为了保证药效，不管多远我都亲自去抓药，回到家亲手为父亲熬制。就是靠着我用笨方法找来的那些药，延续了父亲9年的生命。母亲感叹地说：“原来你父亲的病是能缓解的，咱们不是缺药而是缺少好药啊!”

　　父亲离去之后，母亲因为受打击过大又抱病不起。母亲最早被诊断为肝病，医生说要增加肝糖原，也就是多吃糖。

　　那时候买东西要凭票，我托了不少关系后才多买到一些白糖。母亲吃什么我都给她加糖，连米饭里面都加。后来却发现，母亲疼的地方不是肝，而是胰脏，是糖尿病引起的胰腺疼。母亲得了糖尿病，我却给她吃了那么多的糖，要命的糖。在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个凶手。

　　于是，我又开始了第二轮对中药的探索，但是也没有留住母亲生命太久。

　　回想母亲整个一生几乎都在治病救人，没想到最后竟没有一个医生、没有一服药能医好她的病，这成了我一生永远的痛。

　　父母亲过早地因病离开了我们，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做药人的责任，老百姓需要的是能够治病的好药，不能治病的药即使再便宜抑或白给，他们也不需要。做药人首先要有医德，要用比较高的道德水准来要求自己。所以，后来我进入医药行业就一直坚持“做良心药、放心药”。这正如孔子说的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站在患者和家属们的角度上想问题，就能加深自身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地为患者生产出管用的药，减轻病人的痛苦，治病救人。

　　母亲常说的那句话：“药品是治病救命的，良心不好的人不能当医生、不能做药、不能卖药。”时常响在我的耳边。我觉得母亲一直在天上看着我，嘱咐我用良心做药。是母亲冥冥之中的呼唤与鼓励，使我能够有勇气将梦想变成现实，在一路艰难中坚持走下来。我要求修正的员工能经常想想病人，做良心药，做放心药，做管用的药。正是始终坚持这种理念才铸造了今天的修正药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