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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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约1591—1646) ，贵阳(今属贵州)人，万历四十四年( 1616)与阮大铖同中会试，长期任地方官。崇祯五年(1632) ，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因吞没公款以贿赂权贵，案发，谪戍处分，后流寓南京。阮大铖是阉党，名列逆案，判徒刑三年，纳银赎为民。 他老家怀宁(今安徽安庆) ，因避战乱，也住南京，两人臭味相投，相互勾结， 过从甚密。 纵观他的仕途之路，其阴谋嘴脸就会显露的一清二楚。周延儒同阉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再次应召入京为相时，阮大铖运了很多金银到扬州，送给周，托他为其洗雪逆案，推荐他出去做官。周表示很为难。阮深思良久，改而请求推荐马士英。周同意。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五个城池失守，逮捕法办。在周延儒安排下，马士英以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阳等军务。 是时，原四川遵义总兵官刘超， 河南永城人， 起兵反叛。马士英奉命讨伐，连战皆捷，筑长围围困叛军。刘超原与马士英相识，势穷请降。马士英假答应。刘超出城见马士英，不肯解去佩刀。马笑笑说： “既然归顺朝廷，还佩刀干嘛 ？ ” 上前解去佩刀，又暗地里遣散刘的亲信，遂捆绑献俘朝廷。刘被凌迟处死。这是马士英惯用的谋略和手段。 南都议论立君时，阮大铖邀诚意伯刘孔昭(刘基的裔孙)到马士英幕中密议，商定拥立福王，因他荒淫又愚蠢，便于操纵。且同史可法、 张慎言唱反调，有拥戴之功，可以总揽大权。 马士英和阮大铖为实现这一企图采取的谋略，分三个步骤：一，派人欺骗史可法说，他也赞成立君以贤，不必拘泥伦序。史回书说： “福王有 “七不可” ，要择贤， 当立潞王。 二，派杨文聪在淮阳找到福王。三，同四镇高杰、 刘泽清、 刘良佐、 黄得功勾结，出兵护送福王去仪真，转南京，立为 “监国” 。史可法、 张慎言等在枪杆面前让步了、 妥协了。四，马士英将史可法写的 “七不可” 的书函盖上凤阳总督的大印，作为档案，用以要挟史可法，即可以随时上报新皇帝朱由崧，这一手更阴险。 在立君问题的较量上，史可法失策了、 失败了，其后果非常严重。南明的南京朝廷只维持短短的一年，即断送在极其荒淫的皇帝朱由崧手里，葬送在卖国奸相马士英手里，阉党余孽阮大铖起了很大破坏作用。 五月初三日，南京诸臣立福王为 “监国” 。初五日，廷推内阁丞相，史可法为东阁首席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高弘图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都察右都御史。张慎言改任吏部尚书。 在廷推时，诚意伯刘孔昭吵闹要出任大学士。史可法说： “本朝没有勋臣入阁的先例。 ” 刘发怒，说： “即使我不能当大学士，马士英为什么也不能当呢 ？” 大家只好也推举马为大学士。这也是马士英一伙搞的阴谋。 初七日，又任命姜曰广、 王铎二人为大学士，参赞机务。 史可法只赞成福王称 “监国” ，理由是崇祯帝的皇太子和两位皇子在北京存亡未卜，如果南来，当由他们做皇帝，所以要虚位以待。这是拖延之计。 马士英仍然以武力作为施展谋略的后盾。他率领军队，乘船一千二百艘，由淮入江，抵南京江边，上疏拥戴福王做皇帝，并将史可法写的 “七不可” 书信上报福王。 在马士英枪杆子支持下，福王于五月十五日登上皇帝宝座。群臣只好同声拥护。 马士英进而排挤史可法出京都，采取的是两面手法。一方面高举史可法写的 “七不可” ，摇晃摇晃，以资要挟；另一方面假装从大局出发，对史说： “我驾驭军队太宽，以至于军队不免扰民，你的威名著于江上，你若在外经营，我居中支持接应，事情就好办了。 ” 史可法自知同马士英已 “势不两立” ，但马已挟天子以令群臣，非同意不可。十六日，自请督师江上，得到批准。十八日辞别皇帝， 当即出发，坐镇扬州。这一回合，史可法又输了。 他虽然仍然保留首辅名义，督师江北，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指挥江北四镇，而且带去他所提拔的总兵刘肇基、 金声桓等；但离开了京都，离开了内阁，离开了政治权力中心，标志着以他为首的抗清爱国派开始失势了，同时以马士英、 刘孔昭、 阮大铖等为首的卖国投降派得势了。 史可法出镇扬州之日，京师士民哗然。太学生陈方策和诸生卢渭上疏说： “淮、 扬是门户，但京师是枢要之地，门户有人把守，枢要之地无人坐镇，怎么可以呢 ？” 疏中指出： 这样一来，便是 “秦桧在内，李纲在外” 。朝野认为一语道破要害，是 “名言” 。这表明了年轻文士已识破马士英之流的真面目。 当时黄宗羲亦在南都，对于史可法处理马士英关系的对策很有意见。他认为史之所以受制于马，因当初关于立君问题有不同意见。福王既立之后，不妨对皇上开诚布公地明说，当时考虑的是 “社稷为重” ，不要讳言，以致给 “小人” 马士英留下把柄，受其挟制。他曾对刘宗周说，刘很赞成，对史说了，史不采纳。 恢复中原，才能保住江南。史可法虽督师扬州，仍保有内阁首相的身份，对于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对策、 措施和谋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他分析形势，提出总的战略目标以及相应的策略。 他一再上疏给弘光帝，要总结北京沦陷， 毁了明王朝 “大业” 的深刻教训，要小心谨慎，朝夕警惕。要有 “远略” ，要辨别 “贤奸” ，切不可苟且偷安。[名人传记]www.zhlzw.com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所谓 “远略” ，即有远大的战略目标，首先是高举讨伐李自成的大旗，表明福王是力图 “中兴” 的新皇帝，可以收南北官民之心；也可以对付清多尔衮的刁难与责备。北进收复失地，也就师出有名。 六月间，史可法听说李自成败退陕西，山东各州县士民纷纷起而杀逐大顺地方官吏，据城自保时，又上疏提出，颁布 “监国” 与 “登基” 两诏书，派官慰问山东、 河北军民，“开礼贤馆” ，招纳四方才智之士。他派监纪推官应廷吉负责主持。十月间，又挥师北进，高杰打前锋，他也挺进至清江浦督师。又派官屯田开封，作为经略中原的计划。 他引东晋和南宋的历史论证说： “东晋君臣日图中原，而仅保江左。南宋君臣尽力经营湖广、 四川，而仅保临安。 ” 意即只有力图收复中原，才能保住江南，亦即能攻而后能守，以进为退。取乎上而得乎中，力争上游以保中游的谋略，主要会起到收人心、 孚民望的巨大作用。他批评福王听信马士英等偏安江左放弃中原的谬论，不颁诏讨伐，不向中原发一兵一卒，致使人心涣散， “朝气” 尽丧。他在疏中说： “偏安是恢复的退步，没有志在偏安而能自立自存” ， “东南一隅，未可保也”！ 第二年福王小朝廷就覆灭了，证明史可法的论断是正确的。 史可法所提出的总的战略目标，是很高明的谋略，可惜为马士英所排挤，没为福王所接受。 可见，宰相即使提出有利于国家的高明谋略，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和采纳，也是枉然，无济于事。 其次，在李自成大顺军占领北京期间， 没有死难的明朝廷官员，于九月间纷纷辗转南下到南京。如何对待他们，是一个政策性问题。史可法向皇帝建议，采取宽容而区别对待的政策：除了罪状显著，严惩以儆效尤外，如虽受李自成封官，没有罪迹，以及受大顺军拷打追赃的，概不追究。至于未曾降敌，逃匿北方，近始南归的，许其立功报效，在督师军前酌情任用。若原籍北方，即使曾降附李自成，但北方已为清所占领，他们又不愿降清，已无家可归的，令其到吏、 兵二部报到录用。他说，不如此优待，恐将 “绝其南归之心” 。实际这是对抗清朝廷采取的策略， 为了采取团结汉族官僚士大夫，这是很高明的谋略，为福王所采纳。 他在疏中说明采取这样处理办法的理由为：北京发生巨变，凡是明朝廷的臣僚，不分南北，都有罪责，不限北都诸臣。他说，他是南京兵部尚书，马士英是凤阳总督，都掌握兵权，没有及时征集东南军队，驰援北京；总兵刘泽清、 高杰战败南撤，都有罪责。这样解释，可以减轻南归诸臣的心理压力，也是好谋略。 第三，处理四镇关系。四镇即驻防淮水南北的高杰、 刘泽清、 刘良佐、 黄得功四总兵。他们已成为军阀，都图保存实力，常常不服从指挥，或阳奉阴违。到了紧要关头，为了维护他们个人的权益，也会叛变降敌。吴三桂是一先例。所以控制和驾驭他们很难。 史可法是督师的内阁大臣，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但那是虚的。福王及其朝廷在他们眼中也没有什么权威，福王还是靠他们的枪杆子拥立的，何况是福王派出来的督师。 史可法又没有嫡系亲军。实际上，史可法还能大体上指挥他们，并没出什么大乱子，主要靠两条：一是史可法是有名的清官好官， 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威信和声誉；一是史可法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时，采取相应的谋略，主要是以诚相待，胸怀坦荡，能以大道理感化他们。 督师初到任，便遇到难题。 扬州是繁华富庶的都市，黄得功、 刘泽清、 高杰争相要驻防扬州，高杰兵先至，杀戮抢掠，扬州士民坚守城池，高杰攻城一个月。刘泽清也大掠淮上，刘良佐要进驻临淮，亦被拒。史可法前往调解，刘泽清、 刘良佐、 黄得功都接受调度，接着去视察高杰部队。高杰很害怕，连夜挖很多大坑把尸首埋了，第二天去史可法营帐中谒见，吓得脸色变了，话也说不出来，汗流浃背。史可法坦怀相待，对小军官好言劝慰。于是，军心稳定下来，服从调度，驻防瓜州。 史可法在扬州成立帅府。他以高杰跋扈桀骜，调黄得功驻仪真，以资防范。九月，两人火并，史出面调停，对高杰一再开诚布公地劝导、 说服、 教育，申明大义。高杰被感动，才觉悟，肯接受约束，服从指挥。十月间率师北进，抗御清兵。刘良佐、 黄得功也奉命率师扼守颍川、 寿州。 史可法的谋略开始收到效果。马士英却克扣粮饷，致使军队饥饿。第二年正月，高杰仍奉命挺进徐州、 归德，高杰至睢州，为部下许定国杀害，军队大乱，许定国降清。史亲往徐州，委任高杰外甥总兵李本身为提督，统率高杰旧部，封杰子元爵为世子。军心稍定，但元气已损伤。马士英又派他的亲信卫允文以兵部侍郎名义，总督高杰旧部，夺史可法权，影响很坏。 三月二十五日，明左良玉从武昌引兵东下，以 “清君侧” 为名，讨伐马士英，四月初攻占九江。而清兵也节节南侵。马士英以皇帝名义，诏令史可法率兵入援。史听令，南至燕子矶而返，于是军心涣散，秩序大乱。 时左良玉病死，子左梦庚率军继续东进，攻取九江、 安庆。黄得功统军抗御。高杰旧部仍遭马士英排挤，溃散于瓜州。刘泽清大掠淮安，不久亦降清。当四月十九日，清兵包围扬州时，史可法已无兵可调，仍率领少数残兵，闭门坚守。二十五日城陷，史可法自杀未遂，被俘不屈，壮烈殉国。 古人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说：奸相在朝，良将在外没有不失败的。史可法的失败是又一实证。 史可法提出的总的政治战略非常正确，他的失败在于向马士英让步、 妥协以至屈服，没有对马士英进行斗争，从而招致失败，但虽败犹荣，流芳百世。[名人传记]www.zhlzw.com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马士英在窃弄权柄，排除异己，拉帮结派，陷害正人方面，有一套阴险而又有效的谋略，总的一条便是挟傀儡福王以令群臣。如前所述，先以武力拥立福王，支使诚意伯刘孔昭出面推举他为大学士，继以史可法写的 “七不可” 信件，进行要挟，然后诱引福王搜寻美女金珠，终日观剧，尽情享乐，少问国事，由他揽大权。 为此又作了一些布置，通过阮大铖，勾结原南京守备太监、 今司礼太监韩赞周，并收买一些太监；在外地勾结刘孔昭和其他侯爵、 伯爵汤国祚、 柳祚昌、 赵之龙等。千方百计把阉党骨干阮大铖推出前台，由他任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升兵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进而起用阉党杨维垣、 周昌晋等。同时陆续排挤爱国大臣张慎言、 吕大器、 姜曰广、 刘宗周、 高弘图、 徐石麒等。在外地则勾结刘泽清、 刘良佐，大翻逆案，打击和陷害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有的被害死。此外，又广收贿赂，大卖官职，即使是白丁隶役，只要输纳重金，便可官封 “大帅” 。当时南都流行一歌谣： “职方(明代兵部有职方司，司长官称职方郎中)贱如狗，都督满街走。 ” 所有这些谋略，的确起了巩固和加强宰相马士英权力的效果，但也起了加速新建立的南明朝廷覆灭的作用。 北都沦陷后，局势动荡，情况很复杂。淮河以南广大地区仍为明地方政府所统辖。 皖北、 苏北、 河南以及山东某些州县仍为明王朝官吏所把守。南方明官僚贵族会拥戴某一位明亲王为帝，重建政权，这也是势所必然。但是拥立谁为皇帝，却是头等重大问题。 福王有 “七不可” ，荒淫、 贪鄙、 无志又无能，不但不是中兴帝王，也不是偏安之主，是昏君，是亡国之君，马士英施展谋略，拥立福王为帝，达到了独揽大权的个人贪欲，但很快断送南明朝廷，自己的地位、 权力、 财产也化为乌有，而且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宁向清兵投降，不容卫国史将。马士英不仅缺德，也无志无能，既无历史知识，又无政治眼光，最初寄希望于 “偏安” ， 清兵不会南侵。当清兵节节南进时，他又一筹莫展。 《明史》批评他 “为人贪鄙无远略” ，待 “四方警报押至，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画，是以锄正人、 引凶党为务。 ” 当清兵节节南下，马士英调黄得功、 刘良佐去抵御左良玉父子，大理寺少卿姚思孝等请不要撤江北兵，当坚守淮安、 扬州。马士英大骂： “你们东林党人还借口江防，纵容左良玉东下吗 ？ 清兵到来，还可以请求投降；左兵到了，你们做高官，我是死路一条。 ” 并大喊： “有再提议守淮的，杀无赦。 ” 这就是马士英的总谋略。 同时，史可法一再上书向福王告急，说，左良玉不过欲清君侧，不会伤害皇上，清兵至，就有亡国的危险。这是史可法的总战略。 四月十三日，清兵渡淮。十五日， 福王正在选美女。二十五日，扬州沦陷。二十六日，清兵编木筏，乘风而下。马士英亲信杨文骢谎报军情， 说木筏已被守军炮火击沉。[名人传记]www.zhlzw.com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于是君臣皆大欢喜，照旧歌舞升平。夜里，有人在长安门写一首词： “福人(指福王)沉醉未醒，全凭马上胡诌(指马士英)。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曲变(指阮大铖会戏曲，曾写《燕子笺》一剧)。 ” 五月初五日端午节，南京危在旦夕，福王犹在听戏， 不坐朝。初七日，大学士马士英、 王铎召集大臣密议，决定推赵之龙向清兵接洽投降。初八日，清兵渡江，侵占镇江，明军溃逃。 初十日，福王出奔太平。刘孔昭先一天已逃往太平，闭门不纳他曾拥立的皇帝。福王转奔芜湖，投靠黄得功。刘良佐叛变降清，率兵追福王。二十二日，黄得功战败，受伤，大骂刘良佐后自杀。叛将劫福王出降，押送清营。弘光朝廷覆灭。 马士英于十一日带了亲军卫队，挟持太后，逃往浙江杭州。十二天后，阮大铖、 朱大典、 方国安等也逃来杭州，到处遭到抵制和辱骂。监国鲁王和福建唐王都拒绝接纳。马士英后被俘，清帝判处死刑。阮大铖后降清，跟从清兵攻仙霞关，半路上摔死。 十四日，清兵开抵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 魏国公徐允爵(徐达后裔)、 大学士王铎等迎降。十五日，清豫亲王多铎入南京，赵之龙、 徐允爵率保国公朱国弼等贵族十五人，驸马一人，文臣除王铎、 钱谦益外，大学士蔡奕琛、 侍郎朱之臣、 梁去构、 都御史李乔等都跪降。其中大都是马士英的党羽，是投降派。 与史可法政见相同的大臣，如大学士高弘图、 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 徐石麒，都御史刘宗周等属于抗清派，都壮烈殉国。
《中华名人百传》（全四卷）夏于全 许光宏 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