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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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 ，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政治活动家、 宣传家、 教育家、 史学家和文学家。 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873 年 2月 23 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 梁启超出生的熊子乡内共有五个村庄，以其茶坑村为最大。村东有山名熊子山，山上有塔叫凌云塔，又称龙子塔。塔为七层，建于明代，至今完好，通体砖砌，垩以紫色，挺拔劲秀，状如铁笔，俗称文笔塔。乡间故老相传，有了这座文笔塔，才出了梁启超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手笔。 凌云塔是梁启超少年时期常游之地。登上塔顶， 凭栏四眺，视野开阔， 风景如画。 南望一水接天，即为崖门出海口。梁氏先世自宋末由福州迁南雄，明末由南雄迁至新会，两遭亡国之痛，两次南逃之民，而且皆由异族入侵所致，举族数百年栖于山谷，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除梁启超的祖父混上个小小的教谕之外，没有人做过清朝的官。他的祖父虽然不一定有明确的种族思想，但这种历史的积淀常浮现于胸中，传播于子孙。梁启超自小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他与康有为的不同之处。康家屡世做着清朝的大官，其伯族国器曾任广西巡抚，所以革命排满之意识无由发生。梁启超则一度倾向于排满革命，并最终与康有为分道而行，盖早种因于此。 故乡影响于梁启超的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这里地处县城近郊，离广州亦不远，距江门尤近。江门早在明代已成集市。后来葡人占我澳门，江门的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而到英占香港之后，更成为与省港鼎足而立的大市场了。 这里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孕育发展较早的地区。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一出世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这些地方的许多民族工业都因无力与洋货竞争，不久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了。[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看在眼里，印在心上，这些不能不引起热爱祖国、 思想敏锐的少年梁启超的深思。 当然，对梁启超影响最直接、 最深刻的还是他的家庭。他的祖父、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他的一生性格和学业的养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梁启超的祖父中秀才以前半耕半读，中秀才以后，买了十几亩田，随即均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到启超父亲时，经济状况在乡间属于中等。他也是半耕半读，在启超中举人以前，家中的几亩田由他父亲自耕。启超幼年，甚至中了秀才以后，除读书外，也要参加劳动，有时偷懒，便会遭到父亲的训斥。按当时风气，中了秀才，即可拿津贴并可在乡间坐馆教书，多不肯下田。惟耕读人家，则以劳作为美德，借以保持其淳朴家风。 启超的母亲姓赵氏，祖父是举人，幼承家学，颇通文墨，出嫁后以贤孝名于乡里。她最不允许犯的错误是撒谎，启超曾在《我之为童子时》一文中说自己撒谎后， “被我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 ” 小启超在祖父、 父母的耳提面命、 言传身教下长大，在学业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3、 4岁开始读 “四书” ， 5岁以后父亲教他中国略史，读完 “五经” ， 7 岁学作文， 11 岁考中秀才。梁启超 7 岁前即读完四书、 五经，除了要有过目成诵的速度和记忆力外，还要有超人的理解力，真可谓神童之尤。11岁能考上秀才，也是科举时代罕见的事。 梁启超 12 岁学于广州之吕拔湖先生；13 岁学于佛山陈梅坪先生； 14 岁学于广州之石星巢先生，肄业于学海堂。三位先生虽非一流学者，但于汉学很有根柢，梁启超从他们那里学了不少东西。15 岁入学海堂为正班生，同时又为菊坡、 粤秀、 粤华之院外生。 当时广州有五个大书院，为一省之最高学府。它们是： 学海堂、 菊坡精舍、 粤秀书院、 粤华书院、 广雅书院。五大书院梁启超一下子就进了四个，可见其求知欲之强烈，以及精力之旺盛。其实广雅书院也曾打算去，因其制度规定地方长官来院时，全体学生须在门前站班迎接，故不入。此又可见，一种叛逆精神已经在这位超常少年的心中暗暗地发芽滋长。 学海堂的三年苦读，使梁启超由一个 “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问” 的 “神童” 秀才，变为一名饱读经史子集，精通训诂词章的青年学者。他虽已有弃帖括之志，但在那个 “科举取仕” 的时代，为前途和衣食计，他还不能脱离父、 祖辈辛苦奔走过来的那条老路。1889 年，16 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中第八名举人。 当时的主考官是贵州人李端盞，副考官是福建的王仁堪，二人都非常赏识梁启超的才学，许为大器。李端盞想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王仁堪也有女待嫁，想招他作女婿。 李先开口，请王作媒，王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吞回肚里去。媒人的使命起初似乎并不顺利。李家是贵州望族，李端盞时为礼部侍郎，官高位显，梁启超的父亲认为自己是寒素之家，辞不敢受。这位李侍郎开明坦率的传话说： “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大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问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 ” 不久，梁李终结良缘。 中举后第二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但这次却没有考中进士，不过这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反而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他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在《三十自述》中说： 下第归，适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 《瀛环志略》是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繤编著的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 地理概况的书。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同为中国近代较早传播世界知识的专著。梁启超接触了这些当时堪称新鲜的学问，从而使他逐渐地由一个满脑子 “旧学” 的青年举子，转化为一心探求 “新学” 的革新志士。这也为他后来接受康有为的学说，成为维新健将，打下了基础。 8 月，梁启超自京归来，陈千秋兴奋地向他讲了拜师经过，梁启超本来就求学若渴，岂肯放过这个机会 ？ 于是立刻在陈千秋陪同下往谒康有为。这次会见长达 14 小时，梁启超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撞击，如梦方醒，决然以举人之尊，拜倒在比他低一个等级的荫生门下，从而走上了经世致用，救国维新的道路。 在陈梁的带动下，徐勤等青年志士亦闻风来投， 1891 年春，康有为正式开设学堂，名曰长兴学舍，又称万木草堂。韩文举、 曹泰、 麦孟华、 王觉任、 龙泽厚、 陈和泽等先后联袂入学，可谓人才济济，后来多成为维新运动的骨干力量。 在万木草堂，梁启超全面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并较多地接触到当时社会上尚未普遍流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他在万木草堂学习了四年，为他以后的政治和学术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92 年夏，梁启超偕李夫人从北京完婚南归，乡居读书， 于国学书籍而外，更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驻外使节日记，以及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1893 年冬讲学于东莞。据康有为之《长兴学记》改编成《读书分月课程》，以训门人。其余时间仍在万木草堂。 1894 年春梁启超偕夫人入京。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此行本不为会试，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 ” 因此，与京国名士，多所往还。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京风声鹤唳，于是他送李夫人回贵州老家，自己则与一帮年轻朋友讨论学问、 治算学、 地理、 历史等。又眼见日寇逼国门，战火延中土，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统治集团仍醉生梦死。启超等四处奔走，呼吁当权者采取措施，以御外侮。怎奈人微言轻，无人肯听，牢骚发过仍无事可为。乃于十月复回广东。 1895 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年，也是梁启超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起，他结束了求学生涯，正式走上社会，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革舞台上扮演起重要角色。 这一年三月，康有为率弟子梁启超等入京会试，但启超落榜。据说会试总裁徐桐，深恶康有为之学说，预诫事官说，广东试卷有才气者必为康有为，一律弃置勿取。副总裁李文田得梁启超卷，大赏之，但以为是康有为之作，故只得抑而不录。而康有为顺利通过，被赐进士出身。不过，这时候功名对他们来说已经并不重要了，他们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伟大的政治风暴之中。 他们此行于 4 月抵京，正当马关条约签订之时，议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 台湾及澎湖诸岛与日本，并赔款二万万两。消息传来，举国大哗，会试举子，义愤满怀，无不引为奇耻大辱。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联名上书论国事。广东、 湖南于 4 月 22 日联名先上，各省从之，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康有为见士气可用，便约请18 省举人 1200余名集会。康有为发表了激昂的演讲，大家公推康有为起草上书，康有为一昼二夜草万言书，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由梁启超、 麦孟华分头誊清，于 5 月2 日呈送朝廷。这就是震动朝野的 “公车上书。 ” 清制，凡举人进京赶考，称为在 “公车” ，举人上皇帝的请愿书，则称为 “公车上书。 ” 但不能直接上达，须由都察院转奏。这次上书，察院以 “既已用宝，无法挽回” 为由，拒绝代奏。这次活动，名义严正，声势浩大，它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已经由思想酝酿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运动，并且一开始就显示了巨大的舆论力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通过这次活动，康有为、 梁启超也总结了经验、 教训，认为要想打开局面，须从制造舆论和组织团体两方面入手。于是，经过一番筹备，乃于 8 月17 日创刊《万国公报》，由梁启超、 麦孟华主持，每日发表数百字短文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后因与上海英美传教士团体广学会的机关刊物重名，便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以梁启超、 汪大燮为主笔。 在《万国公报》的宣传下和康梁的鼓动下，强学会于 11 月正式成立，基本会员有康有为、 梁启超、 陈炽、 杨锐、 文廷式、 王鹏运、 沈曾植、 袁世凯等20 余人，帝国大僚翁同騄、孙家鼐等亦参加活动，公推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驻会办事。 强学会是维新派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以号召救亡图存，宣传变法图强为宗旨。 该会每 10 日聚会一次，讨论时局，筹划变法。一些封疆大吏也受此维新思潮的感染，纷纷列名参加，捐款赞助。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各捐款5000 两。李鸿章表示愿捐2000 两，并申请入会，但他刚签署了《马关条约》，被认为是卖国贼，因而被拒绝。李鸿章恼羞成怒，唆使他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 ，攻击《中外纪闻》 “贩卖西学” ，请求查禁。1896 年1 月 20日，强学会终被禁封。梁启超个人的服饰书籍也被没收，他本人也流浪于萧寺中数月。但他并没灰心，不久，他被召往上海，创办《时务报》，从而登上更加广阔的历史政治舞台。 开办之初，人手缺乏，梁启超拳打脚踢，独立支撑，为建立和巩固这块阵地作了极大的努力。他曾回忆说： “计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 《时务报》为旬刊，共出69 期。创办之初即有明确的宗旨： “广译五洲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 ，以 “开民智而雪国耻” 。梁启超则以极大的精力宣传变法理论，著一长篇文章《变法通议》，全文分 13 章，连载 43期，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变法主张，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纲领性文件。 在《变法通议》和这以后一系列文章中，面对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清朝的日益腐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他大声疾呼亡国危险 ！ 呼唤人们改弦更张，变法自强，奋起御侮，救亡图存。如他在《南学会叙》中说： 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 这些感情激越，声泪俱下的文字，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沉睡的中国起了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宣传的 “凡在天地间者莫不变” 的公理，凌厉的批判了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顽固理论，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梁启超声名鹊起，《时务报》也风靡海内外，数月之间，发行量上升到 12000 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骤然兴起十余家，大致悉仿《时务报》。 梁启超和《时务报》，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舆论准备阶段作了开路的先锋。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 “康、 梁” 并称，也正起于此时。 1898 年1 月 22 日，侵占胶州湾的德国侵略军破坏即墨县文庙里的孔子塑像，将其四体损坏，并挖去双眼。康有为、 梁启超等闻讯后，也立即抓住时机，发动了第二次公车上书。尖锐地指出，外国侵略者毁坏先圣先贤之像，实际上是毁灭中国人的爱国心。强烈要求清政府向德政府提出抗议，查办罪犯。他们还将这份公启登诸报端，并以公开信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联络各省爱国举子。在此前后，签名者近 2000 人次。史称第二次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虽以维护孔教为号召，但在当时对激发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情，起了巨大作用，也为迎来 “百日维新” 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5 月，梁启超联合举人百余名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和总理衙门都不肯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于北京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此举，恨启超如不共戴天。但历史的潮流毕竟不可抗拒。 “百日维新” 时期， 康有为蒙召见，力言废科举事，退后，又进草数折，光绪帝遂两下谕旨，令乡会试和童生岁科试皆废八股改试策论。这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的一件大事。 所谓百日维新，是从6 月 11 日算起，从这一天光绪皇帝颁布了 “明定国是” 诏书，正式开始变法，到9 月 21 日政变发生，共 103天。关于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各书多有详细记载，此不赘述。仅记几件与梁启超有关的事，以及他政变后出走的经过。 7 月3 日，梁启超亦被召见。君臣谈论了倡新学、 译西书、 兴学校等问题。光绪皇帝对他的才学和见识大加奖赏，赐他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7 月中旬，梁启超上书，历陈译书局开办情形，并呈进已经拟就的译书章程十条，同时以统筹全局、 请增经费、 请拨开办费三事为请，均蒙批准。8月底，又上一书，请设立编译学堂，并请毕业生徒准于学生出身、 书籍报纸准免纳税，亦蒙照准。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 在此期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奔走策划，出力甚多， “百日维新” 期间各大臣关于变法的奏章，几乎全是康、 梁代写的。皇帝的上谕则依据这些奏章，甚至连词句也都取材于康有为进呈各书的按语。 但是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斗不过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无职无权的维新派斗不过根深蒂固的顽固派。9 月21 日政变发生，不数日，这场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便浸没在凄凄惨惨的血泊之中了。康有为已事先出京，梁启超也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往日本。这时的谭嗣同尚未被捕，但他已下定决心以流血牺牲自己以唤醒国人的改良救国之心，所以为之捐躯。 当地华侨给了梁启超巨大的支持，他们很快集资，筹建了一个报馆给他，这就是著名的《清议报》。此报创刊于 1898 年 12 月 23 日， 离政变发生才三个月。关于办报目的，梁启超在《清议报叙例》中说： “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 ” 《清议报》出满 100期，到 1901 年11 月 11 日停刊。在这三年里，梁启超发表了：《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尊皇论》、 《爱国论》、 《少年中国说》等 30 余篇政论文章，《戊戌政变记》、 《中国近十年史论》等专著，《饮冰室自由书》、 《汗漫录》等专栏作品。这些作品，在 “主持清议” 的旗帜下，猛烈地攻击慈禧、 荣禄主持下的黑暗朝政，称他们为 “逆后贼臣” ，同时也卖力鼓吹“尊皇” ，力主归政。此外还大声疾呼宣传救亡，并且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大势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深刻指出中华民族面对的严重局势。进一步宣传 “民权” 思想，抨击专制，提倡爱国精神。在 “开发民智” 的旗帜下，多方面介绍并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观念，包括独立与合群、 自由与制裁、 自信与虚心、 破坏与成立等资产阶级的社会道德规范。帮助广大知识青年打开了眼界，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这时的梁启超，一边办报，一边学习。报上的宣传，其实就是他学习之所得。他早已看到，日本人自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取得了很大成绩，西方典籍的精萃也大多被日人翻译过来，所以他把通过日本人的译述学习西方理论视为一条捷径。戊戌政变后，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 “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势力所冲激、 所驱遣” ，既无可逃，亦无可避，只有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才能适应这个大风潮，使中国入于进步之途，获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 简单地说，支配梁启超一生学行的有两大思想主流。戊戌之前，主要是三世之义，接受于康有为，要旨在于从固定已有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求变。戊戌后抵日，读书问学，渐感旧说不敷所用，因而益求助于西学、 西理。他发现民权、 自由、 进化之说实为西方富强之由的三大支柱，便广泛地宣传介绍。他自己也常以孟德斯鸠、 达尔文、 卢梭自命，决心担起开启民智、 促进改革的责任，终于成为一代卓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宣传家。 梁启超思想之变异，也受到孙中山等革命派的影响。为完成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大业，孙中山曾希望争取维新派，以图壮大力量，因而主动进行联络。康有为妄自尊大，梁启超却颇为积极，在抵日初期，与孙中山等多所往还，并在思想和行动上受到很大影响。 抵日后，经犬养毅撮合，1899 年5、 6 月间，梁启超与孙中山、 陈少白在早稻田犬养毅寓所第一次会晤。三人讨论合作方法颇详，天明始散。此次会晤，本也约康有为参加，康借口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而未参与。不久之后，中山先生等一行至康寓拜谒。陈少白痛言满清政府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道： “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 ” 梁启超却颇违师意，继续与孙中山来往，二人常大谈革命，讨论的问题也日益深入。 梁启超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渐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 张智若、 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 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启超毕竟还有些怕老师，便问孙中山： “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 ？ 孙中山答： “弟子为会长，为师者，地位岂不更尊。 ” 梁启超悦服。 这年 7 月，梁启超组织了一个十二人的团体，叫做 “江岛之盟” ，结盟的原因，一方面是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 也许有壮大己派声势，以为分庭抗礼之资本的用意在内。但无论如何，江岛之盟是为 “猖狂言革” 而设，则是明显的。 1899 年夏秋间，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便公开与革命派交往起来，江岛之盟的一批人也与革命党每星期至少聚谈两、 三次，言论也非常激烈，都是革命排满的论调。一时孙康合作之声浪起，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为了摆脱康的羁绊，梁启超联合同窗好友13 人致书康有为，请其息影林泉。书去后，各地康徒为之哗然，指此 13 人为逆徒，呼之曰 “十三太保” 。 是时，梁启超的革命意识非常浓厚。他不让《清议报》刊登保皇会文字，相反地却发表了一系列的《自由书》和攻击清廷的文章，《清议报》深受读者欢迎，据说只有一位女读者读后捧报大哭，说是太糟蹋她了，其人即为慈禧。于是悬赏十万金，购康梁之人头，又续命刘学询辇数十万金至日，必得任公而甘心，并以毁灭《清议报》为其最后目的。刘学询遂利用日本浪人，放火烧了报馆。梁启超以避至东京得免。 此时的梁启超已不用带有康门印记的 “任庵” 为号，而改曰 “任公” ，大有脱离南海阵营的趋势。他还与孙中山合办了一种杂志，名《中国秘史》，出版了两期，专言宋明亡国与洪杨遗事。1899 年8 月，他又在东京主办高等大同学校，一时有革命思想的青年都被吸引过来，如林圭、 李群、 范源濂，以及过去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 周宠业、 唐才常、 蔡钟浩等，都辗转赶来同他相聚。横滨大同学校有激进思想的学生，如冯自由、 郑贯一、 郑云汉、 张汝智等，也都转来追随任公。此外，唐才常、 章太炎等亦由梁启超的介绍，分别与孙中山先生相识。他们经常聚会谈论革命大业，并且吸引了不少留学生参加，甚至北洋官费生如黎科、 金邦平、 郑葆丞等，也不顾一切，前来与任公、 中山先生们相会，大胆畅言革命。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梁启超渡日初期， 的确受到孙中山等革命派很大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这时的梁启超，与其说是维新派，不如说是革命派。[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在当时一些青年的心目中，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亚于孙中山。如果没有康有为从中作梗，并强令他离日赴檀香山办保皇会，其发展正不知何所终极。 革命的热情在梁启超胸中躁动，他看着旧中国的一切都不顺眼。他恨不得将整个世界都翻转过来。所以，在 1899 年到 1902 年间，他接连提出政治革命、 文界革命、 道德革命、 史学革命、 诗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等口号。在政治方面，梁启超虽然曾经赞成排满共和，但公开宣传的主要还是君主立宪，虽然也属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毕竟迂缓难行，终于落在时代主潮之后。道德革命和教育革命远非朝夕可见成效。只有文学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口碑载道，信而有征。 “文界革命” 的口号最早见诸文字是在 1899 年。梁启超倡导文界革命，一方面要求文章的内容适应时代的需要，一方面要求文章的形式雄效隽快，平易畅达。 梁启超新文体的特点，正如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总结的：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 ‘新文体’ 。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 “至是” ，是指至《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之时，因为新文体在《新民丛报》时期发展到顶峰，且流行于社会，故又称 “新民体” 。 由于梁氏新文体的推广和普及，影响和改变了整整一代文风。吴其昌在《梁启超》中说： “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梁氏第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的体制、 风格，乃完全确立。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 1889 年，也是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鲜明地指出： “中国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 因为 “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 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 ！” 这是方兴的资产阶级新文学对垂死的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的庄严宣判。 “诗界革命” 作为文学运动，策源于北京菜市口附近相邻的三条小胡同。夏曾佑、 梁启超、 谭嗣同三人住在这里，衡宇望咫尺，他们几乎天天见面， 在一起谈新学，作新诗。 不过起初的所谓新诗，只是 “扌 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 “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 。直到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公开提出 “诗界革命” 的口号，并对这一段活动进行了总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需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的新主张，诗界革命才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他在《清议报》上开辟《诗文辞随录》，发表新派诗，后来又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诗话》，标榜新派诗人，奉黄遵宪等为旗手，从而把诗界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梁启超本人不以诗名，作品也不算多。但他早期的诗词自有一种踔厉风发、 清新郁勃之气，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有强烈的时代感，亦可自成一家。他的诗词在风格和形式上也纵横恣肆，雄健豪迈，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有时直接以散文句法入诗，说理同抒情相结合是充分发挥了他的个性。 小说的崛起是近代文学发展到高潮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晚清文学革命的重要成就之一。中国的小说起源甚早，且有许多古典名著，但在文学观念上却不被视为文学正宗。1902 年，梁启超在新创刊的《新小说》杂志第 1 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 “小说有不可思议” 的 “支配人道” 之力，所以，欲攻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这改变了以往鄙薄小说的观念，而且鼓舞了一大批作者自觉地从事创作和翻译，从而促成了晚清小说的空前繁荣和普及。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强调小说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张。在当时，是带有革命性的观点，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 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符合社会与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实际上，这场资产阶级文学革命比政治革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晚清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还在于它给 “五四” 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以直接之影响，或者说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成为由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过渡桥梁。 1899 年底，正当梁启超与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打得火热，讨论两党合作，并拟起草章程时，他在万木草堂的同学，思想较为保守的徐勤向康有为告变，说梁启超 “渐入 ‘行者’ 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 。康有为前此接到 “十三太保” 要求他 “息影林泉” 的信，已经怒不可遏，现在更以为梁启超简直是造反了，立即勒令他速去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毕竟是个受传统文化熏渍很深的人，师命难违，不得不离日赴美。 在这一阶段的两派斗争中，梁启超扮演了一个两头受气的悲剧角色。屈从康有为，固然不能得到孙中山的谅解； 倾向孙中山，又受到康有为的责骂和同学中一些人的攻击，内心常在矛盾和痛苦之中。 就梁启超个人方面而言，未尝不是真心言革，直到 1903 年上半年以前，他仍然保持着一种革命的情绪。他在《清议报》、 《新民丛报》等上发表的文章，攻满洲、 讨专制、 批孔教、 输西学，倡言民权、 自由，鼓吹暗杀、 破坏，激发了人们的革命情绪，成为最终推翻清朝政府的一种间接的助力。 1902 年，康有为发起成立保教会，梁启超著《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驳之， “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之奴性而滋益之也。 ” 康有为来信指斥，说各地保教之会方兴，梁启超实 “摧其萌蘖” 。梁启超于四月的 信中指出： “各地建孔庙、 办庆诞，无益于事，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 ” 还说： “我写的文章，常有人以为是先生你的意思，我想辨别之，但这种事可能经常发生，也辨别不过来” ， “故以为莫如先生作文发先生之宗旨，以之登于报中，则人之见者，亦可知先生非如后辈者流，好为急激之言矣。 ” 这简直是在将老师的军了。 1903 年春，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 赴美洲游历。康有为对他近来所办之事多不满意， “误会” 日深，函责益多。三月十八日，梁启超在给徐勤的信中表示： “长者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 ” “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 ” 但是，梁启超的确善变。这封信后仅过了不到四个月，他在六月二十七日给蒋观云的信中说： “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 ！ ……然弟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 ” 原来前不久，发生了上海 “苏报案” ，邹容、 章炳麟等入狱，有传言谓系吴稚晖告密。因此，梁启超认为新党腐败，不足以成事。及至年底从美洲回到日本，乃彻底转变为排斥革命。 梁启超自游新大陆归来之后，决心舍去革命之论，但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救国之路，所以心情很彷徨。这种寂寞与失落之情，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致使他百事散置，连《新民丛报》也停刊半年有余。黄遵宪经常给他以开解，并于逝世前给梁一项具体行动方案： “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其权术曰得尺得寸，曰远交近攻。 ” 梁启超接受了黄氏之教，采行 “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 的策略，作为后日运筹的大计方针。他与端方、 肃王的交往，不无阴谋；组织政闻社，谋入内地运动，不能不说是柔道；开国会，开咨议局，不能不说是潜移，缓进；联络各省人士，与革命对抗，不能不说是远交近攻。总之，尽管他与革命派在当时各不相容，但对于革命事业的成功，梁启超在另一途径上也起了间接赞助之劳。 所谓另一途径，总名之曰立宪运动，进行方法大体是：组织政党，加强宣传，联络朝野人士，发起请愿活动。 梁启超早有组党的想法，经过筹备， 1901 年 10 月 17 日于日本东京成立了政闻社。 他在《政闻社宣言》中标明四条政纲：一是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是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是确立地方自治；四是慎重外交，保持对等之权利。但实际上他们当时所能进行的活动，仅止于请求清政府早开国会和发动地方自治运动而已。政闻社受到革命派和清政府两方面的反对。成立大会上被革命派捣乱了会场，清政府更于1908 年8 月 13 日明令取缔。 政闻社被查禁后， 梁启超又与孙洪伊、 徐伟苏等密组宪友会， 组织地方力量， 于1910 年发动一次比一次激烈的三次请愿活动。第三次更是有清政府如再不允所请，不迅速召开国会的话，则他们将提倡革命的言外之意。这惹怒了清廷，立下明谕，勒令代表们出京还里。 梁启超在报上的宣传论调也有所变化。由向政府请愿立宪，到公开号召推翻政府。 迫于大势，清廷宣布预备于宣统五年立宪， 梁启超识破骗局，愤忱预言： “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 ‘宣统五年’ 四字连成之名词者。 ” 果然，不久便爆发了辛亥革命，宣统仅三年而止。立宪派的主张和活动虽然遭到革命派的反对，但这纯属资产阶级内部的论争。他们都是醉心于资本主义的人。立宪派的请愿揭穿了清廷伪立宪的阴谋，把国人以至自己都逼上了支持革命的道路。他们对辛亥革命的酝酿、 发动，在客观上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立宪派在一定意义上也参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导火线是四川的保路运动，而保路运动正是立宪派发动并领导的。武昌起义后各省宣布独立，也绝大部分是由立宪派和地方上的绅商官僚发动的，最后迫使清帝退位。 武昌首义，清廷震骇，乃起用袁世凯组阁，以图与革命军对抗。袁内阁曾欲委梁启超为法部副大臣，梁未就任，但仍幻想着清廷能行宪政，便潜赴大连，与驻滦州之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络。致电政府，谓宪法须由议院制度，不久事败离职。另有一位吴禄贞，被命为山西巡抚，亦与梁启超联络，不久被刺身亡。梁启超失去依托目标，便悄然返日。 当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张君励致函梁启超，有谓 “袁黎二派，均非能建设今后之国家者，虽合无益。然长处超然之地，又势所不能。惟有择其比较适于建设者，则不如联袁。数年之后，我们可以造成一大党，为建设事业之中坚，袁亦将听命于我。望先生归来大给合之。 ” 这正是梁启超的梦想。于是他于 1912 年 10 月回国， 不久加入共和党。 1913 年5 月，他又鼓动共和、 民主、 统一三党合并，改称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等九人为理事。 起初在国会议员中以国民党为多数，三党合并后恰可势均力敌。待宋教仁遇刺，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参加革命之国会议员有数十人被除名，进步党势力反盛。1913 年 9月，袁世凯请熊希龄出组进步党内阁，熊则请梁启超出山相助。但梁启超在袁、 熊争权的妥协之下，只屈就司法总长之席。 梁启超等人在当时确实是想干一番事业的，但是代表封建大地主阶级利益的袁世凯不会欢迎他们这样做，他关心的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个人永久的权力。进步党内阁不过是他对抗国民党和巩固个人权力的工具。梁启超等人也想利用甚至控制袁世凯，但他们既无枪杆，又无地盘，对袁无任何威慑之力。袁世凯则欲取欲夺，游刃有余。为了保持同袁世凯的关系，他们反而不得不屈从，逢君之恶。当然他们并不甘心为走狗，及至发现不能合作下去时，熊希龄便于1914 年初辞总理职，梁启超亦辞司法总长。 “政党政治” 的美梦再次破灭了。 梁启超辞总长职后，曾就任币制局总裁， 并在货币改革上做了一些具体的整顿之事，但仍因得不到袁政府的支持而不得不下台了事。在护国之役前后，他曾反省自己同袁的合作，承认自己 “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 为国家作些建设。 ” “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 ” 梁启超这些带检讨意味的话，不失其政治家的风度，同时也证明他与袁世凯毕竟不是一丘之貉。袁露帝制思想以后，他便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反袁护国斗争中去了。 当时全国均已在袁世凯控制之下，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蔡锷在云南、 贵州的旧部。 于是商定，梁启超留津赶写文章，堂堂正正进行反对，蔡锷返京，秘密活动，派人赴云贵联络。 梁启超昼夜奋笔，赶写了一篇万余字的大文，题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对袁世凯还是抱着规劝的态度，但反对复辟帝制的旗帜是异常鲜明的。袁世凯闻探此事，便派人持十万元银票和十万元礼品去见他，劝他不要把文章发表，梁启超当即拒绝，并将其文抄了一份让其人带回袁世凯，来人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二天，袁世凯又派人来感叹说： “君亡命已十余年， 此中况味， 亦既饱尝， 何必更自苦 ？” 梁启超一笑说： “余宁乐此，不愿活于此浊恶空气中。 ” 很快，该文在梁自办刊物《大中华》上刊登，举国震动。其时袁方欲收揽人心，不肯兴大狱，梁又住在天津租界内，袁世凯恨之入骨也没办法。[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云南之事需蔡锷主持，其时蔡锷偶感风寒，引发喉疾，迁延多时，日益恶化，乃借机向袁世凯请假，到天津休养治疗。出京后， 11 月底他从医院潜往梁家，易装偷行， 经香港辗转到了云南。蔡锷出发后 10 天，梁启超也偷至大连， 12 月 18 日抵上海， 19 日蔡锷也达云南省城。 在此期间，12 月 10日国民大会投票，全体同意君主立宪，拥袁世凯为皇帝。21 日下令于明年元旦即位，改元洪宪。 然而蔡锷的反袁计划却遇到一点困难。都督唐继尧认为小不能敌大， 观望不前。 梁启超在上海接到蔡锷一封电报后再无消息，正好有一位在冯国璋的将军府里供事的朋友到上海来，便托他把密码电报发到云南去。这封电报既用密码，又是用南京政府的一等印电发出，云南方面以为梁启超已到南京并取得支持，唐继尧也再不好借口拒绝出兵了。25 日下午，蔡锷当众宣读这份电文，轰轰烈烈的护国之役于 1915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打响了。 但云南宣布起义后的三个多月，除贵州以外，没有一省响应。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原计划直捣重庆，不料走到叙州就被敌军堵截。与十万精锐之师相周旋的三千余饥疲之众，幸赖蔡锷的军事才能和用感人的精神力量鼓舞士兵，才得以维持局面。 梁启超在上海也非常着急，原预计最可能响应的第三省广西，也不见动静。梁启超便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广西都督陆荣廷。陆表示愿独立，但要梁亲往主持。怎样到达广西 ？ 当时成了严重问题。其时袁皇帝 “捕拿梁启超应当地正法” 的上谕，早已通行各省，经广东到广西是不行的。后来设法取得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的帮助，从越南偷渡入桂，一路上，梁启超吃了不少苦头，于 3 月 26 日抵南宁。他在香港时，已派汤觉顿等先行入桂，陆荣廷知梁确已出发后，便于 3 月15 日宣布独立。 广西问题解决之后，再进一步便是广东问题。那时广东将军是龙济光，袁封他作亲王，手下又都是帝制党人。但因大势所迫， 龙济光渐渐拿出模棱态度，与已宣布独立的广西方面联系，请求派人去商量。汤觉顿自愿请行，与龙济光会谈一日一夜，龙于 4 月9 日发出独立的通电。但第二天就变卦，将汤觉顿等人杀害，史称 “海珠事变。 ” 广西方面得着凶报，人人痛愤，便举兵从梧州顺流而下，到肇庆，受到镇实使李耀汉的欢迎，便与龙济光在肇庆一带对峙。这时孙中山也回到上海，他手下的健将陈炯明在惠州起兵反袁，龙济光见腹背受敌，才惊慌起来， 派人前来谢罪。军中人人知道龙不可靠，决心讨伐之。梁启超也想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报仇，但考虑到恐袁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决定忍着仇恨，冒死犯险，亲自到广州去见龙济光。众人皆劝阻不了。 到了广州，梁启超直抵龙之总部。龙济光吓了一跳，梁启超苦口婆心的劝谈了十几个钟头，还好，龙济光像是心悦诚服的样子。第二天晚上，他召集许多军官，名为梁启超开欢迎会，实则好似鸿门宴，到会的几十人，个个挎枪带剑，如狼似虎，一位大将名叫胡计萱的，在那里大发议论，起首骂广东民军，最后连护国军也骂上了，鼓着眼睛盯着梁启超，像又要动手的样子。梁启超起初一言不发， 过了二十几分钟， 便拍案而起，意气横厉，声如雷鸣的进行驳斥和演说，一个多钟头后，在座的人莫不被其气势震住的，反动气焰被压下去了，那位胡会萱也悄悄地跑了。有些人受了他的感动，散席后过来同他握手致歉。自那一晚后，广东的独立便确定下来了。 此后，浙江、 陕西、 四川、 湖南陆续独立，蔡锷之围也就不解自解了。在举国一致的声讨下，袁世凯于6 月 5 日忧急而死。南北妥协，军务院于 7 月 14 日宣告撤销。梁启超这段反袁护国的历史也就宣告结束了。 反袁斗争的胜利，是普天同愤以及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无可否认，梁启超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起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有着突出贡献。 本来，护国之役结束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多次请梁启超北上任职，梁则连电婉辞，可见他没有忘记与蔡锷定下的 “决不在朝” 的约言。那么这次为何要就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呢 ？ 他曾在《民国初年之币制改革》一文中说： “洪宪以后，我不想再入政界，不过当时一来段芝泉组阁，不得不与之合作，二来见机会太好了，本人确有野心来顿理财政，所以去干财政总长。 ” 但是由于军阀们的破坏，他的计划又一次落空，无可作为。这位上任不足四个月的财政总长，于11 月 15 日黯然辞职，并从此远离政界。 退出政界的梁启超，于 1918 年初即筹划赴欧洲游历，但年底始成行。其时欧战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派陆征祥等五代表参加，聘梁启超为特使。这样，和游便成了公出。他亦确想为国家出力，申正义之主张。行前， 11 月 17 日，他在申报上发表《为请求列席和平会议敬告我支部》。并先后发表几次演说，望酝酿中的国际联合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 梁启超到巴黎时，和平会议已经开幕一个月了。他们本来抱着 “公理战胜强权” 的幻想，希望借参战国的地位，为国家争回一部分权利。但是所见的却只是列强争夺胜利果实，瓜分殖民地的卑鄙交易。和会产生的 “凡尔赛和约” ，规定将德国前在山东的权利交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梁启超一方面在巴黎利用社交场合向世界呼吁，一方面向国内连续发电警告政府，要求命令代表勿使签字。后来山东问题移至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终于归还中国，不签字乃见其效。 1920 年春梁启超从欧洲归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以著述讲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 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 20 年代后登上讲坛，著书立说，声华益茂，留下了一大批值得后人珍视的著作。 1920 年，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请梁启超作序。孰料下笔不能自休，一写即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相等，只好独立出来，单独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1923年冬，梁启超在清华讲《中国学术史》，搜辑讲稿，编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次年出版，为《清代学术概论》之姊妹篇。二书对于探索 17 至 19 世纪的中国思想学术史，至今仍有不可代替的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 1920 年回国后，梁启超开始集中地系统地研读佛经，并围绕佛学这个专题，先后写了 30几万字的文章，不乏有创见的观点和有价值的考辨。1920—1921 年期间，他还集中研究过墨子， 1921 年，脱稿《墨子学案》一书，对墨子给以很高的评价，在许多观点上有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见。 梁启超对于中国历史的兴趣是相当广泛的。他曾有志编写一部大型综合的《中国通史》，虽有种种原因而未成，却也写下几十万字的有关文章。他还立志编著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化史》，只可惜天不假年，仅留下一份草拟的全书目录。 他不仅致力于实际历史问题的研究，而且重视史学理论的建树。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写了《中国史叙论》、 《新史学》等著作。1921 年，他在南开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将讲义整理出版。1926 年又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这两部书是梁启超历史理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经典。[名人故事] 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在这一时期内，梁启超进行了一些纯文学的理论和实际研究，并留下一批可贵的成果。梁启超之讲学、 著述，不仅以全心为之，而且以全力为之，刻苦勤勉，无时或怠。晚年多病还常带病登堂，或至呕血。 1927 年以便血病到协和医院求治，医生首谓病灶在牙，尽拔其牙；继谓病灶在肾，又割去一肾，从此委顿，精力大减。至 1928 年下半年，病益加剧，然仍不肯休息，卧病榻犹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1929 年1 月 19 日他因病溘然长逝，享年 56岁。 梁启超曾有一句名言：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席” ，他真的做到了。他的这种孜孜不倦，埋头苦求、 艰苦卓绝、 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真可以垂范后世了。
《中华名人百传》（全四卷）夏于全 许光宏 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