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兰西学院提名其杰出的成员普吕多姆为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时，这一结果已不可避免。虽然已有个人和非正式的团体提出过别的候选人，但是新成立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不至于不考虑一个法兰西学院这样一个著名的团体所作的推荐。

　　与普吕多姆同时代的欧洲人的反应表明他们对法兰西学院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当然，普吕多姆名气很大，35年来，人们一直颂扬他的技巧，尊敬他的哲学观点。1881年他入选法兰西学院，1894年查理—玛丽—勒内·勒贡特·德·里斯勒去世，人们认为普吕多姆可以继他任高蹈派诗人的首领。当时该派颇受大众欢迎。那时候，批评家们对所谓的浪漫主义感伤情怀业已厌倦，却又尚未能接受新的象征主义模式。在这样的时刻，普吕多姆的高蹈派抒情诗便似乎成了诗歌成就的规范。

　　因此，《诗歌评论》一类的法国杂志欢呼普吕多姆中选，同时代的那些把他看成是“他国家主要的诗人哲学家”的批评家们也对评奖委员会的决定大加赞扬。然而，拥护象征主义事业的期刊，如《法兰西信使》和《西方》，则对此大加攻击，认为这一决定表明鼓吹道德说教的保守主义文学派别战胜了捍卫诗歌自由的人们。

　　《泰晤士文学副刊》于1907年普吕多姆刚一逝世便刊登了一篇长文(9月13日)，综述了英国人对这位法国诗人的看法。“他是一位思辨诗人”，他宣传了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思想和感情”，而这一切，现实主义者雨果办不到，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和魏尔仑也办不到。很清楚，人们认为，把普吕多姆看成新时代的诗人十分合适。在这新时代里，科学希望能改善人的命运，可科学家依然是平常的人，为疑虑和绝望所困扰。

　　美国新闻界几乎没有注意到首次文学奖，一位同时代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将此归因于他的同胞对法国诗歌的一无所知。E．E．斯洛森在《独立报》(1902年1月25日)的一篇文章中，从与《泰晤士文学副刊》相同的角度看待普吕多姆的成就，赞扬这位诗人“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多地在其诗行中蕴含了科学所能聚集的新材料，并极好地表述了作为这一时代特征的实干与钻研的精神”，斯洛森说，诗人的疑虑反映了科学思想特有的不确定性，而诗人将人道主义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失去了旧有稳定性的科学家们典型的反应。

　　这样，普吕多姆被广泛认为是一位表述了时代精神的诗歌运动的公认领袖。同时代的人们不可能预见到，时间会将他沦为一个与象征主义诗人相比其意义要小得多的运动中一个小小诗人的地位，而当初只有象征主义诗人对他的入选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