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的《清样》上，姚文元把一首新体诗怒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内容全部删去，印发《情况汇编》特刊时，把剩下的半首诗同另一首旧体诗拼凑在一起，手段极其卑劣。

　　四、蓄意收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有"联系"的材料。

　　天安门广场绝大多数悼词，都是悼念周总理和反对"四人帮"的，因此，4月初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上都没有反映出天安门广场事件与邓小平有"联系"的内容。4月4日晚，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份材料，文中写道： "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如获至宝，等不及编发《情况汇报清样》，立即用电话向姚文元报告。姚文元听后说，他要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还让鲁瑛把这份材料送给毛远新看。

　　鲁瑛还根据姚文元要派记者到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了解一下"的黑指示，在4月3日和4月4日连续编发两期关于半导体所的《情况汇编》特刊，反映该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其中一期特地指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所在的科技处做了什么样的花圈。其用意是说：这花圈是邓小平煽动做的。

　　4月中旬，鲁瑛等人又编发了一期关于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行"的《情况汇编》特刊，其中刊登了几张照片。姚文元看后大为恼火，责问："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是与邓小平有联系的。"一语道破"四人帮"迫切需要同邓小平有关系的材料。

　　五、反映4月5日事件的几期《情况汇编》特刊，经"四人帮"一伙改编后，成为《人民日报》4月8日刊登的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在这一改编过程中，"四人帮"不仅对鲁瑛面授机宜，出了许多黑主意，姚文元还自己动手增删，塞进了不少私货。

　　鲁瑛在主持改编的过程中，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蓄意扩大事件的严重性，把这次事件说成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把文中的"这伙人"一律改为"暴徒"；把"一小伙闹事的人"改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鲁瑛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下，在这篇报道中写了下面一些话："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姚文元在改编过程中，还亲笔加了："吹捧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是暴徒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一场反革命暴乱，"……

　　六、在天安门广场事件期间，"四人帮"十分活跃，同鲁瑛联系密切。

　　4月5日凌晨五时，王洪文蹿到天安门广场工人民兵临时指挥部的小楼上，对张世忠、马小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反革命性质，要他们坚决顶住，并大谈工人民兵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同国内走资派做斗争。鲁瑛把这当做报纸宣传的新精神。王洪文还曾专门打电话给鲁瑛，让他提高警惕，注意有人要冲人民日报社，并要鲁瑛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里偷看天安门广场情况时，用望远镜看不清纪念碑前人群中的情况，姚文元马上打电话叫鲁瑛派记者到纪念碑前看情况，然后回来报告。

　　4月7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鲁瑛和几个记者，赞扬他们反映了重要情况，还同鲁瑛等人碰杯，饮酒祝贺。……

　　1980年5月12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第一书记吴德，曾这样回忆"四·五"情况：

　　4月4日晚，政治局在人大会堂开会。我汇报了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说：没有发生大问题。我要求把花圈多放几天，作好群众的工作，再送八宝山烧掉。大家也都同意这样做。这时，人民日报的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份报告，讲在纪念碑西角有人演讲骂江青。姚文元读了这个报告，"四人帮"就闹了起来，质问我知道不知道。江青还骂我是"老右倾"，"中邓小平的毒太深了"，并通知我马上去抓这个人（演讲者），她又蛮横地说：现在清明节已过了（夜里十二点）要把花圈全部搬走。我提出是否再放两天，不然群众不答应。江青说不行，闹得气氛很紧张。这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又改变了大家原先的意见，同意了"四人帮"的意见，拍了板，让我马上执行。（当夜抓了三百八十八人）所以，5日群众就火了，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烧了汽车、小楼。

　　4月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口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性质变了，变为反革命的性质。于是，政治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