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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王洪文都提醒江青"不要搞上海帮"了！这倒并不表明王洪文不愿再搞"上海帮"、"四人帮"，而是觉得大事不妙，要注意隐蔽了。

　　确实，"四人帮"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975年2月3日，春节前夕，毛泽东结束了在湖南的一百一十四天羁旅生活，回到北京。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工作，大大削弱了"四人帮"的势力。

　　1975年5月3日，是"四人帮"最难熬的一天。

　　这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病情日重、已经做了多次手术的周恩来，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抱病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四人帮"的批评，比一年前要严厉得多！

　　毛泽东对"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提出了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说：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不过，毛泽东一方面提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一方面又并不很着急，以至"后年解决"也可以。他说道：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

　　这表明毛泽东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但又以为"问题不大"。他只是要求"四人帮"不要搞党内小宗派，并没有把"四人帮"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终究是当时中共的无与伦比的最高领袖。他的每一句话，都对中央政治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一席话，给了"四人帮"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骄横的江青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刁滑的张春桥也不得不写下书面检讨。

　　王洪文呢？他也作检讨。

　　以下是王洪文1975年5月检讨提纲的一部分：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错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初期我对批林批孔同贯彻十大的精神对立起来，因此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两次大会（指1974年1月24日的"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和1月25日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泽东的情况下召开的--引者注）。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张春桥在检查中写道：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江青在检查中写道：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虽说这些检查都是被迫写的，但起码"四人帮"自己承认了搞"四人帮"是错误的。

　　就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

　　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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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10月18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