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2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1973年10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关于这些钱，张玉凤处还存有江青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1969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置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钱。

　　江青

　　1975.1.7

　　江青写的那条子，一手"毛体字"，可是那行文之啰嗦、琐碎，跟她平时的讲话、报告一个模样。
　　向来办事不后悔的毛泽东，却对于自己与江青结合感到后悔。然而，他又无可奈何。毛泽东曾对卫士长李银桥以及汪东兴透露自己心中的烦闷：

　　他曾经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我办事从来不后悔。事实上，他在很多事情上是后悔的。他承认过，他同江青结婚是过于草率了，江青没大过错，不好离婚，而且按照他的身份，这样做影响也不好，只得凑合着过。这是婚姻上的后悔。而他最大的后悔是看错了一批人，用错了一批人。

　　汪东兴曾经介绍过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情形，在1971年林彪出了事，毛泽东异常痛苦，他说："是我瞎了眼。"他的身体明显地衰老了下来。以后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都很失望，说，我看错了一批人。在延安时，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五十个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就行了。王洪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经过毛泽东点头的，但这个人并不真懂马列主义，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皮毛都不懂，毛泽东对于自己把他选作接班人，是很后悔的。

　　他对于江青，毛泽东不仅是在婚姻方面后悔，他对于这个人在文革中的行径也是很不满意的。林彪把江青抬了出来，江青是借着林彪的力量从一个无名之辈一下子上升到政治局委员。开始，她与林彪伙在一起，毛泽东要把他们扯开都扯不开。给江青从九级，提到五级，也是林彪干的。连中办主任汪东兴都不知道。以后报告了毛泽东，他很生气，明令把多发的钱都退回去。江青和林彪，是后来才分成两派的。江青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是九大选的，那次会是两派的权力分配。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不满意，是越来越严重，不让她插手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以至提出了"上海帮"、"四人帮"的批评，为以后中央采取行动，粉碎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依据。（注：王行娟：《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67~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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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9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9月2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